鑒定書畫,其內容包括辨真偽、明是非、評價值三個方面。
辨真偽,即鑒定作品的“真”和“假”;明是非,是對無款或誤定亂題的書畫進行斷代、斷人;評價值,就是全面鑒考一件書畫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以便檢選定級,分別保管。
辨真偽、明是非、評價值,三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其中,關鍵問題是辨真偽。
由于歷代書畫大都孤立流傳,缺乏同存的東西可以參證;鑒定書畫不僅要斷代,而且要斷人。歷代書畫家為數不少,每個書畫家早、中、晚不同時期有不同風貌,即使是同一時期,絹本與紙本,精心之作與應酬之作,模古之作與自己之作,也往往有所不同;再加上書畫作偽的歷史久、地區廣、花樣多,大量偽品混雜在真跡之中。因此,下苦功,眼勤、手勤、腦勤,多學、多問、多記,才能逐步掌握鑒定書畫的客觀規律。
真偽混雜。有的把題跋與繪畫割裂開來,重新補配,裝裱成卷,這樣就變成真畫假跋、假畫真跋兩件東西了。也有所謂“雨夾雪”的辦法,從一部冊頁或一堂屏條中,用偽品抽換一些,真真假假,借此來欺世牟利。更有在沒有題款的肖像畫上,無中生有,瞎造一個畫家的名字,題在上面,就是為某某(如曹雪芹)畫的像,還拼湊一些別人的題跋附在一起。凡此種種,我們都要仔細觀察,去偽存真,還其本來面目;否則,鑒定失誤,會給學術研究帶來很壞的影響。
模仿偽造。同時代模仿的,如明代沈周(啟南)、清代王翚(石谷)和近代齊白石等,本人在世時就有模仿品,傳到后世,鑒別不易。近代紹興有人利用趙之謙用剩的舊信?,偽造趙之謙信札,很容易迷惑人。相對來說,后人仿古人,因為時代風格不一樣,鑒別比較容易些。我們工作中碰到的大量偽品,紙絹用染色、煙熏等辦法做舊,藝術水平較低。有的甚至連真跡也沒有看見過,就瞎寫亂畫,例如1949年前《中華名畫》印出的所謂北宋米芾《白鵝換書圖》,上面有蘇東坡、唐伯虎、王石谷、惲南田等人題字,憑空杜撰,毫無根據,筆墨惡俗不堪,這可算是偽品中的劣品。仿古偽作,水平高下懸殊,1949年前《金石書畫》影印的那幅南宋梁楷《睡猿圖》,好像氣息很舊,實為近代張大千偽造。這里需要指出的,早期臨摹本,如宋人摹顧愷之的《洛神圖》《列女圖》等,雖非真跡,仍有它重要的歷史、藝術研究價值。
代筆。也叫作“捉刀”。歷史上君臣、父子、夫妻、師徒、朋友之間代筆的事例屢見不鮮。多數情況是出于書畫家本人因為請求的太多,應接不暇,只好請別人“捉刀”。例如明代董其昌叫趙左、珂雪、趙泂、吳振、吳翹、葉有年、沈士充等人代筆;清代金農叫項均、羅聘、陳彭等人代筆;趙之謙請王庭訓代筆,等等。嚴格講,代筆經過本人同意,不能算作偽品。同時,代筆的作品中也有本人添過畫筆或自題名款的,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例如《文物》1981年第8期介紹的金農《梅花圖冊》,我認為是羅聘的代筆,每幅題字則出于金農之手。這件作品畫假字真,梅花雖屬代筆,但有藝術水平,不能與偽品相提并論。
上述六種類型中,容易碰到的是種“改頭換面”和第三種“模仿偽造”。此外,還有利用近代印刷字畫,漂去油漬,添筆加色,冒充真跡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費丹旭的學生蔣升旭,字畫逼近他的老師,落款“升旭”兩字給人以“丹旭”的錯覺,有人就誤定為費丹旭的作品。在鑒定實踐中還可以碰到不少五花八門的問題,這里就不再一一列舉了。各種類型的偽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了解它,熟悉它,可以幫助我們提高辨別能力,進一步做好書畫鑒定工作。
有沒有關通過而第二關通不過的作品呢?有,數量也不少。這類偽品,情況比較復雜,要具體分析種種可能:代筆;同時代人偽造;古董商把同時代的小名頭書畫家作品,裁割添款,冒充大名頭書畫家的作品;被后人錯誤定名……鑒定這類作品,難度比較大,要反復審看,認真研究,仔細推敲。曾見彩色影印唐伯虎臨《韓熙載夜宴圖》卷,時代風格相符,而且畫卷上唐伯虎所題七絕詩兩首,書法也是真的,關通得過,但是繪畫的個人風格有問題。卷中所畫人物,形象較為刻板,衣紋線條顯得單薄,設色鮮艷有余,沉著不足,帶有俗氣。我認為這一卷應是出于明朝中期一位職業畫師之手,唐伯虎在畫上題了詩。這是一卷殘缺不全的臨摹本,可能原有原畫家署名,被作偽者有意割去,冒充唐伯虎畫;也有可能流傳過程中受損殘缺,被后人誤定為唐伯虎的作品。這卷畫,時代是夠五,畫得很認真,有一定藝術水平,雖非唐伯虎真跡,也算是一件難得的古畫了。
時代風格的支配力量和制約作用,為我們鑒定書畫創造了有利條件。只要我們把好時代風格關,大量偽品就在這道關口下露出了原形。
根據實踐經驗,時代風格既按朝代又不按朝代。唐以前傳世作品絕少,且不談它。宋以后大致上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段落:宋、元、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崇禎至順治年間)、康熙年間到乾隆年初、乾隆年初到嘉慶年間、道光年間、咸豐年間、同治年間到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1949年至今。
時代風格由各個時代書畫家的個人風格匯總而成。時代風格與個人風格是共性與個性的關系,沒有個性也就沒有共性,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個人風格不能脫離時代風格,同時也看到書畫家在歷史上的能動作用。明朝王世貞《藝苑卮言》中說:“山水畫至大、小李(唐朝李思訓、李昭道父子)一變也,荊、關、董、巨(五代荊浩、關同、董源、巨然)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北宋兩位畫家)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南宋劉松年、李唐、馬遠、夏珪)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元朝黃公望、王蒙)又一變也。”這里,既說明了山水畫從唐代到元代幾次重大變化,也指出了大小李、荊、關等14位畫家在畫風轉變過程中所作出的創造性貢獻。
學習鑒定書畫,要辨認各個時代書畫家的個人風格,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個別到一般,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逐步認識各個歷史時期的時代風格。
書畫家由于所處的歷史環境、地位、質量情操、生活經歷、師承淵源、審美觀點、創作實踐等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的藝術風貌。
我國書畫藝術非常講究骨法用筆,辨認個人風格,筆法至關重要。每位書畫家執筆運腕,落筆輕重緩急,用筆中鋒、偏鋒、圓轉、方折等,筆法各有特色。例如宋代四大書法家,按照當時米芾的說法,蔡襄勒字(用澀筆寫),蘇軾畫字(用筆重按),黃庭堅描字(用筆輕提慢寫),他本人是刷字(用筆快速書寫)。勒、畫、描、刷,說出了宋四家的筆法特點。
書畫家在長期藝術實踐中所形成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例如:清代書法家劉墉喜用濃墨,王文治喜用淡墨,因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稱。近代吳昌碩寫石鼓文喜用焦墨,黃賓虹作畫則常用宿墨。五代山水畫家董源、巨然用披麻皴,南宋馬遠、夏珪用斧劈皴,元代倪瓚用折帶皴。明代仇英畫人物眼睛很小,清代高其佩用手指頭畫鐘馗往往不畫眉毛。明代徐渭善畫大寫意花卉,落筆如風,絕少用色;惲壽平以沒骨法為花卉傳神,風姿綽約,則以色彩見長……可以說,歷代書畫家都有自己的面目,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只要多看多記,就能逐步辨認出他們的風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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