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眾。一次外地收到一冊宋人書札，拿到北京故宮囑為鑒定。唐蘭先生、徐邦達先生、劉九庵先生，還有幾位年輕同志看了，意見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極為和諧。為了集思廣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備考意見，他們幾位以為理由可取，就定為真跡，請外地單位收購。后唐先生說：“你這一言，定則定矣。”不由得觸到我那次目無群眾的舊事，急忙加以說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見，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說：“先生漏了一句，定則定矣之上還有我輩數(shù)人呢。”這兩句原是陸法言《切韻序》中的話，唐先生是極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釋重負。顏魯公說：“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jié)末路之難也。”這話何等沉痛，我輩可不戒哉!

書畫家的字號、籍貫和生卒時間
掌握書畫家的字號、籍貫和生卒時間，對于書畫的鑒定工作很有幫助。這些問題往往被某些作偽者忽略，假如我們比較熟悉的話，那么，就能夠比較容易地看出問題。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詠》冊，《石渠寶笈》卷三之十六著錄，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沈度書于春草堂。"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78歲。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所以這件字冊不用看實物也能肯定是偽品。又如：明代姚綬癸《三清圖》軸，清代方濬頤《夢園書畫錄》卷八之十五著錄，款云"三清圖，永樂五年歲在丁亥秋日寫，云東逸史公綬"。考姚綬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生，弘治八年乙卯卒，73歲。永樂五年姚綬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這件東西也是偽品。正因為書畫家的生卒時間對書畫的鑒定有直接關(guān)系，所以就盡可能多掌握它。

文史知識
歷代帝王年號、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往往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jié)時，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個皇帝死了，又換了個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換了年號，也有些當年并沒有改元，依然沿用舊的年號。例如：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是萬歷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僅一個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為天啟。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萬歷只有47年，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檢（毅宗）是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
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邏輯的，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則不符合邏輯，是有問題的。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崇禎年號的書畫款，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同樣是符合邏輯的，例如：楊鉉《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卷的款寫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這是無可懷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以為崇禎只有16年，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

在書畫鑒定中，還常常用避諱分為避朝諱（避當皇帝及先帝的名字）與避家諱（避作者家中長輩或祖先的名字）兩種。在鑒定學中，避朝諱比比較容易掌握，避家諱就比較難以掌握了。避諱的方法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缺寫一筆（多為后一筆），另一種是將避諱的字換個意思相盡的替代字，還有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空格不寫。例如：故宮博物院藏宋代黃庭堅《千字文》卷，字體完全是黃的筆法，有個別字寫得水平較差，因為該卷文內(nèi)寫明了是試雞毫，所以這一點就被忽略過去，該卷本幅確為宋紙，并有梁清標收藏印多方，所以我們就初步定為黃庭堅真跡。后來又發(fā)現(xiàn)該《千字文》"紈扇圓"的"紈"字被改寫為"團"字，應是避宋欽宗趙桓的諱（因"紈"、"桓"讀音相近而避諱）。考黃庭堅寧四年（1105）卒，距欽宗靖康元年（1126）還有21年，決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預算避諱的道理，因此，肯定了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偽品。

方琮的這幅山水所用材料為細網(wǎng)網(wǎng)絲絹，此絹在書畫鑒定中應為先的疑點。網(wǎng)網(wǎng)絲絹亦稱燈籠絹，是—種紋路極粗的劣等絲絹，在清中期至民國時期，江浙湖洲一帶均有生產(chǎn)，此種絲絹的出現(xiàn)，當是我國江南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急劇變化的—種反映。它的時代背景是：由于在清雍、乾兩朝鹽運的復蘇，促進了揚州濱海一帶的經(jīng)濟發(fā)展，當時居住在揚州一帶的有錢人多為鹽商，據(jù)《康熙兩淮鹽法志卷二十七》記載：“山西、陜西、徽州之鹽商皆寓其處”。由于這些擁資千百萬的鹽商出于商業(yè)的需要，為改變其社會地位而投資文化，而把養(yǎng)士、附庸風雅、扶持文化藝術(shù)事業(yè)作為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手段。由于他們以巨資收藏書畫，推動了江南—帶書畫供求結(jié)構(gòu)的變化，書畫的需求量迅速提高，渤中書畫供求結(jié)構(gòu)的變化牽動了小市民，形成了以書畫裝點門庭的社會風氣，這下子普通書畫的需求量則急劇上升，適應市場需要的廉價裝裱材料—網(wǎng)網(wǎng)絲絹應運而生。此絹大致可分粗細兩種，細者經(jīng)絲緯絲齊整，紋路成方格，但經(jīng)緯絲之間均有一條絲的間距，這樣在經(jīng)緯絲組成的方格間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狀；粗者經(jīng)絲紊亂而緯絲齊直，經(jīng)緯絲間距不等，如紋格不直之紗窗。此絹價格極廉，可用作低檔書畫的裝裱材料，但細網(wǎng)網(wǎng)絹在當時經(jīng)過特殊加工后可作為書材料。至清，當網(wǎng)網(wǎng)絹出現(xiàn)之后，便發(fā)展為以糊中纏土托絹，糊中纏入白笈將落絲。當絹拓出后，絲格間均以漿工添平而不漏底，使絹面平光如紙而能作畫自如。從現(xiàn)今流傳的此等托絹的畫作看，幾乎皆為清同光以后所畫，而此絹在清末畫家中除極少數(shù)廉價售畫的不畫家使用外，大多是坊間的行畫在使用，—般畫家均不使用。故方琮的這隔山水以網(wǎng)網(wǎng)絲絹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由于材料粗糙，所鈐小印幾乎看不清為何字。從裝裱看，亦為民間粗制花綾所裱。這些皆是緣于成本合算，當時本為普通商品畫，面向普通購買者。

從顏色上講，明末清初出現(xiàn)的泥金紙為赤黃色，到清代后期，泥金紙變成了淡黃色。
清康熙至嘉慶，出現(xiàn)了一種粉箋和蠟箋紙，劉墉、黃易、梁同書等人常用，清末吳大溦則用日本紙作畫。
此外，紙還有大小尺寸的不同和新舊之別。一般講，早期的紙，尺寸較小，后期的紙尺寸越來越寬
對紙的質(zhì)料，紙的型制，還有絹和綾的各個時代特征要熟悉。
例如，清康熙、乾隆以來流行彩色粉箋、蠟箋紙，上面還描上金、銀花紋，只能寫字，不宜繪畫。
還有明末天啟、崇禎或稍后一段時間，流行一種素綾，在書畫上常用，尤其書法條幅用得多，到晚清時還有人使用。
對這些特殊的現(xiàn)象也要全面了解。關(guān)于紙、絹及綾，有作偽者常將紙、絹作舊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