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梅月、二月杏月、三月桃月、四月槐月、五月榴月、六月荔月、七月瓜月、八月桂月、九月菊月、十月檀月、十一月葭月、十二月櫟月。在墓碑上還常見“谷旦”、“吉旦”、“吉日”，這些都不是具體的日期。“谷旦”出自《詩經》，谷善也，旦明也，即良辰之意。而“吉旦”、“吉日”，也只是取其吉利之意。都是在排列吉祥字數時，用來湊字數的。還有在記不起或記不清生卒月、日時，往往書寫上吉月吉日，墓主的家人心理上則得到慰籍。 墓志銘，包括墓志、壙志及墓表。東漢開始將碑立于墓地正前方。碑上刻有墓主的官爵、姓名、生辰年月。后來，在碑上還刻著墓主的家世和生平業績，并加以頌揚。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曾多次禁止立碑。他們認為“漢以來，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晉武帝咸享四年（278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斷之。”由于幾次禁止立碑，于是墓碑轉入地下，從而產生了墓志銘。從唐代盛行至清初之間，有大量墓志銘出土。

標名碑。墓碑的正面標名墓中人的姓名、立碑人及立碑時間。這種碑多是死者子孫所立。也有學生給老師、女婿給岳父岳母、夫給妻、妻給夫、朋友之間立墓碑的。現將墓碑文中對亡靈的稱謂簡介如下：
ii）簡介死者生平碑文的墓碑。這種碑文一般包括姓名、籍貫、家世、經歷、著作、逝世年月、葬時葬地，后是銘文，多為韻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或騷體都行。大多數是死者后代請托別人撰寫的。如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也有介紹死者介紹得更簡單的碑文和簡短的墓志銘。
顯祖考某某太府君之靈 （對祖父）
顯祖妣某某太夫人之靈 （對祖母）
顯考某某府君之靈 （對父親）
顯考諱某某大人之靈 （對父親）
顯妣某氏老孺人之靈 （對母親）
顯妣某某太夫人之靈 （對母親）
岳父大人之靈 （對岳父）
故岳考某公諱××人之靈 （對岳父）
岳母某太夫人之靈 （對岳母）
故岳妣某門某氏老孺人之靈 （對岳母）
夫子某某大人之靈 （對老師）
先夫某某君之靈 （對丈夫）
先室某某夫人之靈 （對妻子）
某君某某仁兄之靈 （對朋友）
某君某某賢弟之靈 （對朋友或弟子

作多層次配置中的前景、中景、主景：中國園林在配置植物時十分注意層次的變化，以形成遠近，高低不同的豐富景觀。柳荷并栽就是典型的手法。劉鶚在《老殘游記》中曾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來概括濟南大明湖。湖南湘潭的雨湖公園春季柳絮紛飛，小荷露尖；夏秋花葉亭亭，柳絲翠綠；冬季柳絲批雪，殘荷有聲，不失為佳景勝地。

自鴉片戰爭以后，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荷花也成為美化人們生活、陶冶情操的珍貴花卉，被譽為名花之一。朱自清曾寫過《荷塘月色》一文。孫中山先生，周恩來等多次提倡大力發展荷文化，并把友誼的種子傳播到友好的鄰邦。1918年，孫中山先生東渡日本，帶去了九顆遼東半島普來店出土的蓮子，經過精心培育，古蓮子栽植成功。1963年，大賀將一百顆大賀蓮種子，送給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1979年4月，鄧穎超副委員長訪問日本，參觀鑒真主持建造的奈良唐招提寺時，森本孝順長老將中日兩國培育的唐招提寺蓮、孫文蓮、中日友誼蓮的蓮藕捧交給鄧穎超副委員長。1980年4月，為慶賀“日本國家鑒真和尚像中國展”來揚州大明寺展出，武漢研究所便將繁殖的唐招提寺蓮、孫文蓮、中日友誼蓮的蓮藕送往大明寺，安放在緊連鑒真紀念堂的平遠樓前。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荷花的栽培技術也日趨完善。先共有荷花品種200余種，分布遍及全國。隨著荷花文化在全國各大城市中的普及發展，以荷花為市花的城市日益增多。山東濟南市、濟寧市、河南許昌市、湖北孝感市、洪湖市以及廣東肇慶市，把荷花作為文化精神的象征。中華傳統文化，一直十分注重倡導和平、和諧。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孔

人去逝后，如要立墓，大多都要有墓碑文。墓碑文上一般刻記死者的姓名、籍貫、成就，逝世日期和立碑人的姓名及與死者的關系。寫碑文應對死者充滿敬意和感情。民國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縣采訪稿·袁可立墓碑》：“袁尚書可立墓碑，在（睢州）城南四里許，劉店村東里許。碑高八尺，上蛟螭，下赑屃，高約丈余，尚稱體制。”

為了多刻字其形體又演變為方形、長方形，開始埋于墓穴內或墓外，參照房屋建筑，碑頂加上碑帽，飾刻動、植物或山水花紋，碑身刻上死者簡歷。標明是葬與妻、妾、子、女等合葬。附刻陰宅（即墳墓）風水地理位置朝向（以天干地支表明）。中產之家立中等墓碑，窮家僅可立上留個姓名的小石碑，或陶磚碑或種植某種長青樹為標識。
從而墓碑由實用品逐漸轉化為文化藝術品，其功能、形態、質地、文飾也越發多樣化了。名人墓碑更加講究碑身多用花剛巖、大理石等石料，碑頂有死者雕像或在碑中心鑲嵌死者的燒瓷像。墓碑成為記載死者家族世系及功德行事的“榮譽狀”和裝飾品了。這很符合國人的光宗耀祖、澤及后代、流芳千古的社會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