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樓設計，重要的一點原則就是要根據當地的風俗文化特色，當地的歷史特點，把當地的歷史風俗文化與石牌樓建筑的特點緊密聯系，例如當地的地理區位特點、風俗民情的特色等。其次，在設計石牌樓的時候要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所蘊含的意義和內涵，當地的風格特色，石牌樓作為一個建筑群的組成要素，與周圍建筑群的風格相融合，要與周圍建筑物形成一個布局合理、比例協調、望景生情，這一設計原則也是真正建好一座石牌樓因素之一。石牌樓在設計的時候，設計者要根據石牌樓的風格、造型以及所要表達的情感進行石料的選擇，像漢白玉這樣的石料比較適合用在一些重要的場所。

石牌樓的現實意義:主要用途是性景觀和地標。牌樓是中國建筑的特有形式，隨著社會的變遷和制作技術的發展，牌坊的社會功能也發生了變化，如今在城鄉街道、小區、時尚新村、風景園林、宗族祠堂、陵園墓地新建的諸多牌坊，其社會功能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界定區域，強化自己的區域意識；二是招牌和地標作用，彰顯單位或區域形象，增強游客記憶，提供引路導向的參照物；三是美化功能，提高景區或家鄉的文化品位。四是豐碑效應，緬懷先輩，強化認祖歸宗意識，增強族人的凝聚力。

徽州牌坊為什么是一道特的風景，徽州青石牌坊現存的保存狀況良好、比較具有代表性石質牌樓是紀念明代大學士許國的牌樓，位于現今款縣縣城內，橫跨解放街，有八根石質立柱，故又被民間稱為“八腳石坊”，其建筑平面呈“四”字形布置，由兩排四柱沖天式牌樓構成，材料為青色凝灰巖(茶園石)。整座牌樓的裝飾中應用了幾乎所有的石雕雕刻技法，包括圓雕、透雕、浮雕等，造型細膩工藝令人過目難忘。該牌樓立柱的前后左右雕刻了共計十二座石獅，其中雕刻的母獅的爪下還有小石獅，或蹲或立，活靈活現，是明代牌樓發展的高峰。再如位于款縣城西部的鄭村鎮槐塘村的叢相狀元坊，修造年代則更為久遠，約建于南宋皇帝趙顯在位的德佑年間，但是在隨后歷朝均對該牌樓加以修繕，故保存較好，從其上也能夠讀出牌樓建筑不同時期的發展風貌。其造型古樸洗練，制式為四柱三間三樓，高11米，寬9米。該牌樓使用了卷草紋頭脊，檐頂中央有寶頂，額朽上裝有紅色沙礫巖制成的“圣旨”牌，。明間的龍鳳牌上分別題刻有“承相、狀元、亞卿、學士”，字體遒勁有力。

現在建造的青石牌樓的樣式和寬度也得到了拓展，開始出現了四柱三間、乃至規模更大的形式。而水平寬度的增加，從審美需求上也進一步促進了青石牌樓體量的增長，高度也被加高，樓數也增加，逐漸形成了令人敬畏的形制，青石牌樓到了明代已經普遍出現三間四柱三樓乃至五樓的形式，現在青石牌坊漸趨穩定。總體上講，古代御賜與出資建造的青石牌樓往往裝飾更為精巧，華麗繁復，而由鄉里出資或民間自籌資金建造的牌樓在造型和裝飾上會比較簡單與樸實。

寺院石牌坊上的線刻浮雕還體現出“以直限曲”的藝術特征。“以直限曲”就是指多以直線構成框架和界限，這些直線本身也是圖案的組成部分，內部飾以曲線的動態形象，造成強烈的對比映襯效果。西崗寺院基座上的攀龍石雕，攀龍被束縛在長方形的框架之中，中間線刻浮雕石龍動態夸張，身體造型扭曲盤轉，仿佛要從被束縛的框架中呼嘯而出。天宮寺石牌坊上的花卉紋樣雕刻在長方形的石頭之中，石雕內部，曲線形的花卉所蘊含的動態及蓄勢待發的力度與外部青磚輪廓表現出的平和、穩固相互襯托呼應，使婉轉的浮雕圖案顯得多了一些剛健和規矩，也使石牌坊的建筑構件富于活力與激情。

石雕牌坊裝飾的表現從使用工具和工藝來看,石雕廠工人是利用錘、鑿、斧、鋸、砂紙或砂輪等特殊工具通過鑿、剔、削、黎、磨、刻等技藝除去石材多余的部分來完成立體造型的雕刻藝術,與泥塑、灰塑的“加法”技藝相比,石雕廠的師傅們采用的是“減法”的藝術。工具使用和技法的熟練程度與石雕廠藝人自身的藝術修養一道,成為決定石雕作品良蕎的先決條件。

線刻作為石雕工藝的一種常用的技法,又稱線雕、陰刻,是嘉祥長城石雕廠藝術的表現形式之一。狹義的線刻僅指用尖刀或針刻劃線條,與傳統繪畫的“線描”相似,即以單純的線條來表現物像。廣義的線刻還包括間于線描與淺浮雕之間的淺刻,即宋《營造法式》中記載的“減地平銀”。從藝術表現效果來看,線刻是一種在平面上表現的雕刻藝術形式,主要靠光影產生效果,以光代筆,沒有雕塑中的立體空間問題,強調起伏感、流動感和層次感,因而使石頭這種硬質材料出現清淡雅靜、如同繪畫作品的藝術感受。

我國線刻工藝在石雕上的運用較為成熟的作品至遲在漢代便已經開始出現,畫像石、門嵋、石牌坊門柱上都遺存有大量的漢代線刻作品,一般表現為將裝飾紋樣周圍鑿低,使主要紋飾突起,然后對其進行細部加工。

在我國石牌坊可以分為南北兩派。南北兩派建筑風格各有千秋，南派以秀麗，清秀為主，且取材主要以石質清秀為主;北方則是以雄厚、莊嚴為主，大多數以寬大造型為主。與中原地區相比較，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經濟文化的發展程度，云南等地的石牌坊的主要形式為:單層，沒有斗拱，石質居多。古代云南只有牌坊，牌樓這一說法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