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國動物雕塑起源于工藝美術，因此大部分動物雕塑作品具有很強的裝飾性和實用性；注重動物形態刻畫，并對塑像加彩，塑繪結合，互相補充，使得作品具有和繪畫一樣的美感和欣賞價值；注重以形傳神，以凝練的動物雕塑語言，表現高度的意象美。

是動物本身給人的心理效應。比如獅子，人們一想到獅子想到的是猛獸、兇狠！所以獅子雕塑在公園園林等公眾場所中使用比較少，及時有使用，也是表現獅子的溫順、可愛的一面。這就是動物雕塑在環境應用中注意的個問題：動物本身給人的心理效應。

再者就是文化傳統等因素給定的特殊含義。還是說獅子雕塑，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獅子可以趨吉避兇，是門神。因此，我們需要考慮第三個因素：動物雕塑所具有的特定含義。

門前有一對青銅獅子，威嚴，兇悍，成了門前橋頭的守衛者，象征著權力與尊嚴。2、皇帝貴為天子，門前的獅子自然精美，高大了。

蓮花、芙蕖、芬陀利花、水芝、水蕓、水目、澤芝、水華、菡萏（hàndàn）古人稱未開的荷花為菡萏，即花苞、水旦草、芙蓉、水芙蓉、玉環、六月春、中國蓮、六月花神、藕花、靈草、玉芝、水中芙蓉、水宮仙子、君子花，天仙花、紅蕖、溪客、碧環鞭蓉、鞭蕖、金芙蓉、草芙蓉、靜客、翠錢、紅衣、宮蓮、佛座須等

作多層次配置中的前景、中景、主景：中國園林在配置植物時十分注意層次的變化，以形成遠近，高低不同的豐富景觀。柳荷并栽就是典型的手法。劉鶚在《老殘游記》中曾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來概括濟南大明湖。湖南湘潭的雨湖公園春季柳絮紛飛，小荷露尖；夏秋花葉亭亭，柳絲翠綠；冬季柳絲批雪，殘荷有聲，不失為佳景勝地。

自鴉片戰爭以后，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荷花也成為美化人們生活、陶冶情操的珍貴花卉，被譽為名花之一。朱自清曾寫過《荷塘月色》一文。孫中山先生，周恩來等多次提倡大力發展荷文化，并把友誼的種子傳播到友好的鄰邦。1918年，孫中山先生東渡日本，帶去了九顆遼東半島普來店出土的蓮子，經過精心培育，古蓮子栽植成功。1963年，大賀將一百顆大賀蓮種子，送給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1979年4月，鄧穎超副委員長訪問日本，參觀鑒真主持建造的奈良唐招提寺時，森本孝順長老將中日兩國培育的唐招提寺蓮、孫文蓮、中日友誼蓮的蓮藕捧交給鄧穎超副委員長。1980年4月，為慶賀“日本國家鑒真和尚像中國展”來揚州大明寺展出，武漢研究所便將繁殖的唐招提寺蓮、孫文蓮、中日友誼蓮的蓮藕送往大明寺，安放在緊連鑒真紀念堂的平遠樓前。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荷花的栽培技術也日趨完善。先共有荷花品種200余種，分布遍及全國。隨著荷花文化在全國各大城市中的普及發展，以荷花為市花的城市日益增多。山東濟南市、濟寧市、河南許昌市、湖北孝感市、洪湖市以及廣東肇慶市，把荷花作為文化精神的象征。中華傳統文化，一直十分注重倡導和平、和諧。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孔子的兩句話，一是說“和而不同”；一是說“和為貴”。中華文化所說的“和”，絕不是不講差異和矛盾的調和。而是指存在著差異性和多樣性后的貫通融合。這種貫通融合才是為可貴的。中國有56個民族、34個行政區域，其中存在著差異和矛盾。面對這種差異和矛盾，始終堅持民族的團結和祖國的統一，堅持這種“和”的立場，是為可貴的。而背棄了這種“和”的立場，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背棄。 [5]



自1987年以來，中國在濟南、武漢、北京、合肥、上海、成都、杭州等地舉辦了大規模的荷花展覽，這對荷花栽培技術的交流提高，荷花文化的推廣發展都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由于“荷”與“和”、“合”諧音，“蓮”與“聯”、“連”諧音，中華傳統文化中，經常以荷花（即蓮花）作為和平、和諧、合作、合力、團結、聯合等的象征；以荷花的高潔象征和平事業、和諧世界的高潔。因此，某種意義上說，賞荷也是對中華“和”文化的一種弘揚。荷花品種豐富多彩，是“荷（和）而不同”，但又共同組成了高潔的荷花世界，是“荷（和）為貴”。真心希望，荷花文化能在弘揚和平文化、和諧文化的進程中，也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熟知。弘揚中華“和”文化，對于我們促進、維護世界和平、構建和諧社會的事業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