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樓的現實意義:主要用途是性景觀和地標。牌樓是中國建筑的特有形式，隨著社會的變遷和制作技術的發展，牌坊的社會功能也發生了變化，如今在城鄉街道、小區、時尚新村、風景園林、宗族祠堂、陵園墓地新建的諸多牌坊，其社會功能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界定區域，強化自己的區域意識；二是招牌和地標作用，彰顯單位或區域形象，增強游客記憶，提供引路導向的參照物；三是美化功能，提高景區或家鄉的文化品位。四是豐碑效應，緬懷先輩，強化認祖歸宗意識，增強族人的凝聚力。

石牌樓的用料一般就地取材，石材多開采自附近山區，常用的石料有黔山清水石(黔縣青)、花崗石、麻石和天青石，亦有混合運用的案例，如花崗石與嘉祥青石，等等，題材多樣，也不乏寓意吉祥的圖案與紋樣，更有書法藝術點綴。石雕的創作手法也十分豐富，但以淺層透雕與浮雕較為簡單經濟，因此數量為多，也使用有技法高超的圓雕、透雕、鏤空雕，其形象生動。

現在建造的青石牌樓的樣式和寬度也得到了拓展，開始出現了四柱三間、乃至規模更大的形式。而水平寬度的增加，從審美需求上也進一步促進了青石牌樓體量的增長，高度也被加高，樓數也增加，逐漸形成了令人敬畏的形制，青石牌樓到了明代已經普遍出現三間四柱三樓乃至五樓的形式，現在青石牌坊漸趨穩定。總體上講，古代御賜與出資建造的青石牌樓往往裝飾更為精巧，華麗繁復，而由鄉里出資或民間自籌資金建造的牌樓在造型和裝飾上會比較簡單與樸實。

靈活隨機地并用各種雕刻手法，是石牌坊浮雕的一大特點。圓雕、浮雕、線刻等表現方法常常被不拘一格地并用于一件石雕牌坊之上。如龍頭、石獅子等部位為圓雕，身軀則依附于石壁用高浮雕形式，衣飾等細部則用線刻形式表現出來。因而，除高浮雕的表現手法之外，線刻也是石牌坊浮雕常用的一種技法。

遼代石牌坊浮雕佛像的服飾還有一大特點，就是用線條在兩小腿處各飾一條彎曲如小蛇行狀的衣紋，有小蛇行狀線條的衣紋應是斷定其為遼代石牌坊佛像雕刻的重要依據之一。(如下圖)①朝陽北石牌坊上的佛造像小腿處就各飾一條彎曲如小蛇形狀的衣紋，這種蛇狀衣紋很難在唐佛和宋佛造像上見到。雖然不可能用蛇形衣紋作為標準來檢驗所有的遼造像，但凡具備此種衣紋的佛像都可考慮為遼代所作。

線刻作為石雕工藝的一種常用的技法,又稱線雕、陰刻,是嘉祥長城石雕廠藝術的表現形式之一。狹義的線刻僅指用尖刀或針刻劃線條,與傳統繪畫的“線描”相似,即以單純的線條來表現物像。廣義的線刻還包括間于線描與淺浮雕之間的淺刻,即宋《營造法式》中記載的“減地平銀”。從藝術表現效果來看,線刻是一種在平面上表現的雕刻藝術形式,主要靠光影產生效果,以光代筆,沒有雕塑中的立體空間問題,強調起伏感、流動感和層次感,因而使石頭這種硬質材料出現清淡雅靜、如同繪畫作品的藝術感受。

我國線刻工藝在石雕上的運用較為成熟的作品至遲在漢代便已經開始出現,畫像石、門嵋、石牌坊門柱上都遺存有大量的漢代線刻作品,一般表現為將裝飾紋樣周圍鑿低,使主要紋飾突起,然后對其進行細部加工。

在我國石牌坊可以分為南北兩派。南北兩派建筑風格各有千秋，南派以秀麗，清秀為主，且取材主要以石質清秀為主;北方則是以雄厚、莊嚴為主，大多數以寬大造型為主。與中原地區相比較，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經濟文化的發展程度，云南等地的石牌坊的主要形式為:單層，沒有斗拱，石質居多。古代云南只有牌坊，牌樓這一說法很少。

在明清時期，石牌坊強調裝飾性與功能的結合，它不僅在裝飾審美上有其特殊的形式美感，如抱鼓石石獅子、石雕大象、龍的造型體現出的威武、活躍，動作矯健敏捷的動態瞬間和熟練的雕刻裝飾手法;又如現在石牌坊雕刻所體現的很強的實用和使用功能，在村莊、景區大門口修建的石牌坊就起到引導標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