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樓設計，重要的一點原則就是要根據當地的風俗文化特色，當地的歷史特點，把當地的歷史風俗文化與石牌樓建筑的特點緊密聯系，例如當地的地理區位特點、風俗民情的特色等。其次，在設計石牌樓的時候要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所蘊含的意義和內涵，當地的風格特色，石牌樓作為一個建筑群的組成要素，與周圍建筑群的風格相融合，要與周圍建筑物形成一個布局合理、比例協調、望景生情，這一設計原則也是真正建好一座石牌樓因素之一。石牌樓在設計的時候，設計者要根據石牌樓的風格、造型以及所要表達的情感進行石料的選擇，像漢白玉這樣的石料比較適合用在一些重要的場所。

石牌樓的用料一般就地取材，石材多開采自附近山區，常用的石料有黔山清水石(黔縣青)、花崗石、麻石和天青石，亦有混合運用的案例，如花崗石與嘉祥青石，等等，題材多樣，也不乏寓意吉祥的圖案與紋樣，更有書法藝術點綴。石雕的創作手法也十分豐富，但以淺層透雕與浮雕較為簡單經濟，因此數量為多，也使用有技法高超的圓雕、透雕、鏤空雕，其形象生動。

徽州牌坊為什么是一道特的風景，徽州青石牌坊現存的保存狀況良好、比較具有代表性石質牌樓是紀念明代大學士許國的牌樓，位于現今款縣縣城內，橫跨解放街，有八根石質立柱，故又被民間稱為“八腳石坊”，其建筑平面呈“四”字形布置，由兩排四柱沖天式牌樓構成，材料為青色凝灰巖(茶園石)。整座牌樓的裝飾中應用了幾乎所有的石雕雕刻技法，包括圓雕、透雕、浮雕等，造型細膩工藝令人過目難忘。該牌樓立柱的前后左右雕刻了共計十二座石獅，其中雕刻的母獅的爪下還有小石獅，或蹲或立，活靈活現，是明代牌樓發展的高峰。再如位于款縣城西部的鄭村鎮槐塘村的叢相狀元坊，修造年代則更為久遠，約建于南宋皇帝趙顯在位的德佑年間，但是在隨后歷朝均對該牌樓加以修繕，故保存較好，從其上也能夠讀出牌樓建筑不同時期的發展風貌。其造型古樸洗練，制式為四柱三間三樓，高11米，寬9米。該牌樓使用了卷草紋頭脊，檐頂中央有寶頂，額朽上裝有紅色沙礫巖制成的“圣旨”牌，。明間的龍鳳牌上分別題刻有“承相、狀元、亞卿、學士”，字體遒勁有力。

中國傳統石牌坊造型藝術自古就非常重視對線條的錘煉，書法、繪畫及裝飾圖案都將線條作為表現筆力、風骨與神韻的載體，可以說，線的形態和趨勢是古代塑造藝術形象的首要因素。在石雕牌坊上有許多花卉裝飾紋樣，這些紋樣內部結構主要為輪廓線和動勢線，它雖不如書畫用線般縱橫態肆，但通過線的彎曲扭動，使原本平實刻板的形象產生了生動鮮活的表現效果，如武候寺院石牌坊上的荷葉紋樣，內部紋理線條曲直相濟、自然流暢。不僅花卉植物多用線條表現內部結構，而且動物、幾何形也常常采用線刻的雕琢方法去體現造型的細節和內部物征。

遼代石牌坊浮雕佛像的服飾還有一大特點，就是用線條在兩小腿處各飾一條彎曲如小蛇行狀的衣紋，有小蛇行狀線條的衣紋應是斷定其為遼代石牌坊佛像雕刻的重要依據之一。(如下圖)①朝陽北石牌坊上的佛造像小腿處就各飾一條彎曲如小蛇形狀的衣紋，這種蛇狀衣紋很難在唐佛和宋佛造像上見到。雖然不可能用蛇形衣紋作為標準來檢驗所有的遼造像，但凡具備此種衣紋的佛像都可考慮為遼代所作。

線刻作為石雕工藝的一種常用的技法,又稱線雕、陰刻,是嘉祥長城石雕廠藝術的表現形式之一。狹義的線刻僅指用尖刀或針刻劃線條,與傳統繪畫的“線描”相似,即以單純的線條來表現物像。廣義的線刻還包括間于線描與淺浮雕之間的淺刻,即宋《營造法式》中記載的“減地平銀”。從藝術表現效果來看,線刻是一種在平面上表現的雕刻藝術形式,主要靠光影產生效果,以光代筆,沒有雕塑中的立體空間問題,強調起伏感、流動感和層次感,因而使石頭這種硬質材料出現清淡雅靜、如同繪畫作品的藝術感受。

我國線刻工藝在石雕上的運用較為成熟的作品至遲在漢代便已經開始出現,畫像石、門嵋、石牌坊門柱上都遺存有大量的漢代線刻作品,一般表現為將裝飾紋樣周圍鑿低,使主要紋飾突起,然后對其進行細部加工。

在明清時期，石牌坊強調裝飾性與功能的結合，它不僅在裝飾審美上有其特殊的形式美感，如抱鼓石石獅子、石雕大象、龍的造型體現出的威武、活躍，動作矯健敏捷的動態瞬間和熟練的雕刻裝飾手法;又如現在石牌坊雕刻所體現的很強的實用和使用功能，在村莊、景區大門口修建的石牌坊就起到引導標示作用。

古代的隆昌石牌坊之鄉、嘉祥石牌坊之鄉、徽州石牌坊之鄉，這些石牌坊所具有的歷史文化社會價值存在是非常具有學術價值的，因其是在中國特的倫理思想下的產物，它深植于理，更埋植于“心”，它不僅是主體心靈的物質視覺再現，更是從精神層次上體現了社會、政治、人、道德、藝術、裝飾這幾者之間關系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