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樓是漢族傳統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建筑類型，用石材修建的牌坊，是為表彰功勛、科第、德政以及忠孝節義所立的建筑物。也有一些宮觀寺廟以牌坊作為山門的，還有的是用來標明地名的。仿古石雕牌樓牌坊又稱牌樓，為門洞式紀念性建筑物，宣揚封建禮教，功德。牌坊也是祠堂的附屬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豐功偉績，兼有祭祖的功能，牌坊更被海外當作漢族文化的象征之一。主要用于寺宅的廊柱、門墻、牌坊等處的裝飾，甚高。

徽州牌坊為什么是一道特的風景，徽州青石牌坊現存的保存狀況良好、比較具有代表性石質牌樓是紀念明代大學士許國的牌樓，位于現今款縣縣城內，橫跨解放街，有八根石質立柱，故又被民間稱為“八腳石坊”，其建筑平面呈“四”字形布置，由兩排四柱沖天式牌樓構成，材料為青色凝灰巖(茶園石)。整座牌樓的裝飾中應用了幾乎所有的石雕雕刻技法，包括圓雕、透雕、浮雕等，造型細膩工藝令人過目難忘。該牌樓立柱的前后左右雕刻了共計十二座石獅，其中雕刻的母獅的爪下還有小石獅，或蹲或立，活靈活現，是明代牌樓發展的高峰。再如位于款縣城西部的鄭村鎮槐塘村的叢相狀元坊，修造年代則更為久遠，約建于南宋皇帝趙顯在位的德佑年間，但是在隨后歷朝均對該牌樓加以修繕，故保存較好，從其上也能夠讀出牌樓建筑不同時期的發展風貌。其造型古樸洗練，制式為四柱三間三樓，高11米，寬9米。該牌樓使用了卷草紋頭脊，檐頂中央有寶頂，額朽上裝有紅色沙礫巖制成的“圣旨”牌，。明間的龍鳳牌上分別題刻有“承相、狀元、亞卿、學士”，字體遒勁有力。

靈活隨機地并用各種雕刻手法，是石牌坊浮雕的一大特點。圓雕、浮雕、線刻等表現方法常常被不拘一格地并用于一件石雕牌坊之上。如龍頭、石獅子等部位為圓雕，身軀則依附于石壁用高浮雕形式，衣飾等細部則用線刻形式表現出來。因而，除高浮雕的表現手法之外，線刻也是石牌坊浮雕常用的一種技法。

寺院石雕牌坊上的人物雖然用高浮雕的雕刻手法來體現突兀的造型，但是佛像、菩薩等人物的衣紋線也用線刻手法來表現。大明寺上的坐佛，其寬大的衣裙因坐勢而簇集成皺褶層疊的狀態，這些層層疊疊的衣紋由各種弧度不同的線條刻畫出來，自然流動的線條隨人體結構的轉折而變化，將衣裙柔軟的質地十分清晰地呈現出來。同樣，遼陽石牌坊上的坐佛也是用線刻描繪衣紋，使雕像形體起伏有序，服鈞不僅有著飽滿的體積，而且不失其整體內容的豐富性，將其服飾的重疊厚重的月格準確的表現出來。天寧寺塔上的菩薩雕像，其衣裙因為運用了流動的“線”，仗得這些隨著形體輪廊起襖而變化的衣褶，像清泉的漣漪有著輕輕的節奏和韻律感，從而體現出一種強烈的裝飾美感。

遼代石牌坊浮雕佛像的服飾還有一大特點，就是用線條在兩小腿處各飾一條彎曲如小蛇行狀的衣紋，有小蛇行狀線條的衣紋應是斷定其為遼代石牌坊佛像雕刻的重要依據之一。(如下圖)①朝陽北石牌坊上的佛造像小腿處就各飾一條彎曲如小蛇形狀的衣紋，這種蛇狀衣紋很難在唐佛和宋佛造像上見到。雖然不可能用蛇形衣紋作為標準來檢驗所有的遼造像，但凡具備此種衣紋的佛像都可考慮為遼代所作。

線刻作為石雕工藝的一種常用的技法,又稱線雕、陰刻,是嘉祥長城石雕廠藝術的表現形式之一。狹義的線刻僅指用尖刀或針刻劃線條,與傳統繪畫的“線描”相似,即以單純的線條來表現物像。廣義的線刻還包括間于線描與淺浮雕之間的淺刻,即宋《營造法式》中記載的“減地平銀”。從藝術表現效果來看,線刻是一種在平面上表現的雕刻藝術形式,主要靠光影產生效果,以光代筆,沒有雕塑中的立體空間問題,強調起伏感、流動感和層次感,因而使石頭這種硬質材料出現清淡雅靜、如同繪畫作品的藝術感受。

在我國石牌坊可以分為南北兩派。南北兩派建筑風格各有千秋，南派以秀麗，清秀為主，且取材主要以石質清秀為主;北方則是以雄厚、莊嚴為主，大多數以寬大造型為主。與中原地區相比較，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經濟文化的發展程度，云南等地的石牌坊的主要形式為:單層，沒有斗拱，石質居多。古代云南只有牌坊，牌樓這一說法很少。

在明清時期，石牌坊強調裝飾性與功能的結合，它不僅在裝飾審美上有其特殊的形式美感，如抱鼓石石獅子、石雕大象、龍的造型體現出的威武、活躍，動作矯健敏捷的動態瞬間和熟練的雕刻裝飾手法;又如現在石牌坊雕刻所體現的很強的實用和使用功能，在村莊、景區大門口修建的石牌坊就起到引導標示作用。

古代的隆昌石牌坊之鄉、嘉祥石牌坊之鄉、徽州石牌坊之鄉，這些石牌坊所具有的歷史文化社會價值存在是非常具有學術價值的，因其是在中國特的倫理思想下的產物，它深植于理，更埋植于“心”，它不僅是主體心靈的物質視覺再現，更是從精神層次上體現了社會、政治、人、道德、藝術、裝飾這幾者之間關系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