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園林藝術和其它建筑中，它既宏揚東方古老的文化，又體現西方古典、優雅、返璞歸真的藝術風格，它延續了大自然的情懷，自然、原始、神秘而浪漫.........。

立在墳墓前面或后面的、上面刻載死者姓名、經歷事跡等文字的碑。[1]
人類對死者埋葬處所做的一種紀念性的載體，一般以石質材料制成，也有使用木材、金屬材料和其他材料制成。
中國古代“墓而不墳”，只在地下掩埋，地表不樹標志。后來逐漸有了地面堆土的墳，又有了墓碑。

人去逝后，如要立墓，大多都要有墓碑文。墓碑文上一般刻記死者的姓名、籍貫、成就，逝世日期和立碑人的姓名及與死者的關系。寫碑文應對死者充滿敬意和感情。民國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縣采訪稿·袁可立墓碑》：“袁尚書可立墓碑，在（睢州）城南四里許，劉店村東里許。碑高八尺，上蛟螭，下赑屃，高約丈余，尚稱體制。”

為了多刻字其形體又演變為方形、長方形，開始埋于墓穴內或墓外，參照房屋建筑，碑頂加上碑帽，飾刻動、植物或山水花紋，碑身刻上死者簡歷。標明是葬與妻、妾、子、女等合葬。附刻陰宅（即墳墓）風水地理位置朝向（以天干地支表明）。中產之家立中等墓碑，窮家僅可立上留個姓名的小石碑，或陶磚碑或種植某種長青樹為標識。
從而墓碑由實用品逐漸轉化為文化藝術品，其功能、形態、質地、文飾也越發多樣化了。名人墓碑更加講究碑身多用花剛巖、大理石等石料，碑頂有死者雕像或在碑中心鑲嵌死者的燒瓷像。墓碑成為記載死者家族世系及功德行事的“榮譽狀”和裝飾品了。這很符合國人的光宗耀祖、澤及后代、流芳千古的社會風尚。

墓碑上所刻碑文，字的大小也要符合魯班尺上的吉祥數字。通常大字10cm或10.5cm，小字3cm或4cm之間。10cm進寶。10.5cm納福。3cm財旺。4cm登科。這些字的大小與碑身比例協調，又寓吉祥之意。墓主的家人，在心理上從中可以得到慰藉。

墓碑的石材選用，過去的大理石漢白玉，經不起風雨，極易風化。而今已被材質精美，有亮度和硬度的花崗巖系列所頂替。在色彩斑斕，材質堅固的花崗巖中，較受客戶青睞的有印度紅、珍珠白、山西黑。印度紅，象征著、華麗、火紅的年華，輝煌的事業；珍珠白，象征著純潔、淡雅、絢麗的人生、不盡的哀思；山西黑，象征著莊嚴、凝重、不朽的精神、深切的懷念。

墓碑的書寫，其內容比較豐富。包括風水情況、籍貫、姓名、身分、生卒年月日、子孫、立碑人、安葬或重葬的日期。
1．風水情況，墓碑的左邊稱為龍邊，是碑體重要的部位。這里要書寫山向及山向線度、分金線。如“立癸山丁向兼子午二分用丙子分金。”其目的，為告示后人，即或遇到自然災害的洪水沖刷，或戰爭破壞，后人仍可依碑上的風水情況文字，找到原來風水方向，重新立碑。“（袁可立）葬之日為崇禎丁丑十二月二十七日，墓在郡城南，去祖塋二里許，即勅建之塋道，旨同隧者也！

2．籍貫，在移民較多的公墓里，尤其客死他鄉的人，在墓碑的左、右角顯眼的部位，都要刻上原籍的省、市、縣名，也有的只刻地區和村名。這是對故鄉的眷戀，也為后人及親友掃祭時，尋找墓位提供了方便。“按狀：公諱可立，字禮卿，別號節寰。先世居鳳陽，始祖榮，國初以戰功屢調堅城衛百戶，即今睢陽衛也。遂徙于睢，代以德望著。

姓名，寫在墓碑中心部位。這里稱“中榜”。在書寫墓主名字時，其字數多少，與風水吉兆相關聯。為尊敬長輩，過去加了許多尊敬的詞，如父親稱考、顯考，母親稱妣、顯妣，男子加公、府君，女子加氏、孺人。而且字數多少依“生、老、病、死、苦”五個字循環應用。其中以落在六、七、十一、十二、十六、十七的“生”、“老”二字上為吉利。落在“病”字上中等，落在“死”、“苦”二字上，則不吉利。所以擬中榜之字時，盡力用吉兆格式的數字。如：“澄新江社十九世誥封奉政大夫考泉源邱府君佳城”，長達21字，正合“生”格，為吉利。如果夫妻二人名字寫在碑上，則按左尊右卑來排列，男左女右。民國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縣采訪稿·陵墓》：“袁尚書可立墓在（睢州）城南五里，駱莊南里許，碑刊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袁節寰（袁可立）墓。

4．生卒年月日，寫在中榜兩旁，仍依男左女右，年月日能寫好。因為日久年深，戶口注銷，傳來傳去，隔幾代要找到先人生卒年月日，則十分困難。明 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皇帝御天下之七季癸酉十月十一日，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節寰袁公（袁可立）終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