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樓的種類很多，大體上刻可以按照其形式、材料、建筑意圖來分類。主要有青石牌樓、漢白玉牌樓、芝麻白石牌樓、五蓮紅石牌樓、芝麻灰石牌樓、漢白玉石牌樓、雪花白石牌樓幾種，這是主要使用的石材，其他花崗巖或者大理石基本很少使用。

石牌樓設計，重要的一點原則就是要根據當地的風俗文化特色，當地的歷史特點，把當地的歷史風俗文化與石牌樓建筑的特點緊密聯系，例如當地的地理區位特點、風俗民情的特色等。其次，在設計石牌樓的時候要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所蘊含的意義和內涵，當地的風格特色，石牌樓作為一個建筑群的組成要素，與周圍建筑群的風格相融合，要與周圍建筑物形成一個布局合理、比例協調、望景生情，這一設計原則也是真正建好一座石牌樓因素之一。石牌樓在設計的時候，設計者要根據石牌樓的風格、造型以及所要表達的情感進行石料的選擇，像漢白玉這樣的石料比較適合用在一些重要的場所。

石牌樓的用料一般就地取材，石材多開采自附近山區，常用的石料有黔山清水石(黔縣青)、花崗石、麻石和天青石，亦有混合運用的案例，如花崗石與嘉祥青石，等等，題材多樣，也不乏寓意吉祥的圖案與紋樣，更有書法藝術點綴。石雕的創作手法也十分豐富，但以淺層透雕與浮雕較為簡單經濟，因此數量為多，也使用有技法高超的圓雕、透雕、鏤空雕，其形象生動。

徽州牌坊為什么是一道特的風景，徽州青石牌坊現存的保存狀況良好、比較具有代表性石質牌樓是紀念明代大學士許國的牌樓，位于現今款縣縣城內，橫跨解放街，有八根石質立柱，故又被民間稱為“八腳石坊”，其建筑平面呈“四”字形布置，由兩排四柱沖天式牌樓構成，材料為青色凝灰巖(茶園石)。整座牌樓的裝飾中應用了幾乎所有的石雕雕刻技法，包括圓雕、透雕、浮雕等，造型細膩工藝令人過目難忘。該牌樓立柱的前后左右雕刻了共計十二座石獅，其中雕刻的母獅的爪下還有小石獅，或蹲或立，活靈活現，是明代牌樓發展的高峰。再如位于款縣城西部的鄭村鎮槐塘村的叢相狀元坊，修造年代則更為久遠，約建于南宋皇帝趙顯在位的德佑年間，但是在隨后歷朝均對該牌樓加以修繕，故保存較好，從其上也能夠讀出牌樓建筑不同時期的發展風貌。其造型古樸洗練，制式為四柱三間三樓，高11米，寬9米。該牌樓使用了卷草紋頭脊，檐頂中央有寶頂，額朽上裝有紅色沙礫巖制成的“圣旨”牌，。明間的龍鳳牌上分別題刻有“承相、狀元、亞卿、學士”，字體遒勁有力。

靈活隨機地并用各種雕刻手法，是石牌坊浮雕的一大特點。圓雕、浮雕、線刻等表現方法常常被不拘一格地并用于一件石雕牌坊之上。如龍頭、石獅子等部位為圓雕，身軀則依附于石壁用高浮雕形式，衣飾等細部則用線刻形式表現出來。因而，除高浮雕的表現手法之外，線刻也是石牌坊浮雕常用的一種技法。

寺院石雕牌坊上的人物雖然用高浮雕的雕刻手法來體現突兀的造型，但是佛像、菩薩等人物的衣紋線也用線刻手法來表現。大明寺上的坐佛，其寬大的衣裙因坐勢而簇集成皺褶層疊的狀態，這些層層疊疊的衣紋由各種弧度不同的線條刻畫出來，自然流動的線條隨人體結構的轉折而變化，將衣裙柔軟的質地十分清晰地呈現出來。同樣，遼陽石牌坊上的坐佛也是用線刻描繪衣紋，使雕像形體起伏有序，服鈞不僅有著飽滿的體積，而且不失其整體內容的豐富性，將其服飾的重疊厚重的月格準確的表現出來。天寧寺塔上的菩薩雕像，其衣裙因為運用了流動的“線”，仗得這些隨著形體輪廊起襖而變化的衣褶，像清泉的漣漪有著輕輕的節奏和韻律感，從而體現出一種強烈的裝飾美感。

遼代石牌坊浮雕佛像的服飾還有一大特點，就是用線條在兩小腿處各飾一條彎曲如小蛇行狀的衣紋，有小蛇行狀線條的衣紋應是斷定其為遼代石牌坊佛像雕刻的重要依據之一。(如下圖)①朝陽北石牌坊上的佛造像小腿處就各飾一條彎曲如小蛇形狀的衣紋，這種蛇狀衣紋很難在唐佛和宋佛造像上見到。雖然不可能用蛇形衣紋作為標準來檢驗所有的遼造像，但凡具備此種衣紋的佛像都可考慮為遼代所作。

我國線刻工藝在石雕上的運用較為成熟的作品至遲在漢代便已經開始出現,畫像石、門嵋、石牌坊門柱上都遺存有大量的漢代線刻作品,一般表現為將裝飾紋樣周圍鑿低,使主要紋飾突起,然后對其進行細部加工。

在我國石牌坊可以分為南北兩派。南北兩派建筑風格各有千秋，南派以秀麗，清秀為主，且取材主要以石質清秀為主;北方則是以雄厚、莊嚴為主，大多數以寬大造型為主。與中原地區相比較，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經濟文化的發展程度，云南等地的石牌坊的主要形式為:單層，沒有斗拱，石質居多。古代云南只有牌坊，牌樓這一說法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