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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已經厭倦了城市的喧嘩和擁擠，越來越多的人想投入大自然的懷抱 重新沐浴大自然的陽光 空氣 ，但現代城市中 自然景觀越來越少，人民體味不到大自然的陽光 空氣和宜人之景。

作多層次配置中的前景、中景、主景：中國園林在配置植物時十分注意層次的變化，以形成遠近，高低不同的豐富景觀。柳荷并栽就是典型的手法。劉鶚在《老殘游記》中曾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來概括濟南大明湖。湖南湘潭的雨湖公園春季柳絮紛飛，小荷露尖；夏秋花葉亭亭，柳絲翠綠；冬季柳絲批雪，殘荷有聲，不失為佳景勝地。

自鴉片戰爭以后，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荷花也成為美化人們生活、陶冶情操的珍貴花卉，被譽為名花之一。朱自清曾寫過《荷塘月色》一文。孫中山先生，周恩來等多次提倡大力發展荷文化，并把友誼的種子傳播到友好的鄰邦。1918年，孫中山先生東渡日本，帶去了九顆遼東半島普來店出土的蓮子，經過精心培育，古蓮子栽植成功。1963年，大賀將一百顆大賀蓮種子，送給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1979年4月，鄧穎超副委員長訪問日本，參觀鑒真主持建造的奈良唐招提寺時，森本孝順長老將中日兩國培育的唐招提寺蓮、孫文蓮、中日友誼蓮的蓮藕捧交給鄧穎超副委員長。1980年4月，為慶賀“日本國家鑒真和尚像中國展”來揚州大明寺展出，武漢研究所便將繁殖的唐招提寺蓮、孫文蓮、中日友誼蓮的蓮藕送往大明寺，安放在緊連鑒真紀念堂的平遠樓前。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荷花的栽培技術也日趨完善。先共有荷花品種200余種，分布遍及全國。隨著荷花文化在全國各大城市中的普及發展，以荷花為市花的城市日益增多。山東濟南市、濟寧市、河南許昌市、湖北孝感市、洪湖市以及廣東肇慶市，把荷花作為文化精神的象征。中華傳統文化，一直十分注重倡導和平、和諧。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孔子的兩句話，一是說“和而不同”；一是說“和為貴”。中華文化所說的“和”，絕不是不講差異和矛盾的調和。而是指存在著差異性和多樣性后的貫通融合。這種貫通融合才是為可貴的。中國有56個民族、34個行政區域，其中存在著差異和矛盾。面對這種差異和矛盾，始終堅持民族的團結和祖國的統一，堅持這種“和”的立場，是為可貴的。而背棄了這種“和”的立場，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背棄

對于殯葬親人的墳墓，一兩代可以記清，三代以后就不清楚了，特別是經過遷徙、戰亂便不知祖墳何處。如何解決，人們想出許多辦法。開始時人們從死人下葬，維系棺繩用的園木樁受到啟發，在墓前插上木樁竹竿，系上纖維質的東西（紙或帛等），寫明死者的生卒年月、時辰，叫做“銘旌”（或“明旌”）。但它卻容易，損壞，人們便另想辦法：富貴人家用石園柱代替木園樁，在石柱上刻出死者的姓名、出生時間、官級等。
為了多刻字其形體又演變為方形、長方形，開始埋于墓穴內或墓外，參照房屋建筑，碑頂加上碑帽，飾刻動、植物或山水花紋，碑身刻上死者簡歷。標明是葬與妻、妾、子、女等合葬。附刻陰宅（即墳墓）風水地理位置朝向（以天干地支表明）。中產之家立中等墓碑，窮家僅可立上留個姓名的小石碑，或陶磚碑或種植某種長青樹為標識。
從而墓碑由實用品逐漸轉化為文化藝術品，其功能、形態、質地、文飾也越發多樣化了。名人墓碑更加講究碑身多用花剛巖、大理石等石料，碑頂有死者雕像或在碑中心鑲嵌死者的燒瓷像。墓碑成為記載死者家族世系及功德行事的“榮譽狀”和裝飾品了。這很符合國人的光宗耀祖、澤及后代、流芳千古的社會風尚。

碑人，包括子女、親友、團體，都應寫在碑的虎邊，即右邊。其子女應全部寫上，已故子女可在名字周邊加框。仍是依輩份長幼，自左至右排列。也有不愿流露姓名者，可寫子女敬立或叩立、百拜敬立。“大明崇禎十年歲次丁丑十二月二十七日男樞（袁樞）泣血納石”。
6． 造墓或重建墓時間，刻寫在碑的虎邊。中國記載時間的文字很多，有公元、農歷，時節寫冬至、清明者居多。年代日期亦多用干支。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與地支中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結合起來，用以表示歷法上的日子或月份。如甲子、乙丑……。還有些文人將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用十二個月均分，每個月另有名稱。如一月稱孟春，二月稱仲春，三月稱季春；四月稱孟夏，五月稱仲夏，六月稱季夏；七月稱孟秋，八月稱仲秋，九月稱季秋；十月稱孟冬，十一月稱仲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