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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窯是南宋時期富創造性和藝術性的民間窯場，在中國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擬從永和鎮禪宗發展歷史出發，探析吉州窯與當地佛教寺院的關系，通過具體的實證材料，闡釋南宋吉州窯幾種裝飾與禪宗思想文化的關系。




青原山與永和鎮禪宗的發展從茶道文化、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影響著吉州窯的生產。唐宋時期，江西地區一直是禪宗傳播的重鎮，是南宗禪“五家七宗”的共同發源地。與永和鎮隔江相望的青原山凈居寺便是“七祖”行思和尚道場，來此朝拜參禪的禪僧和士流絡繹不絕。青原行思繼承者出“曹洞宗”“云門宗”“法眼宗”三大禪學宗派。凈居寺今存南宋開禧二年（1206年）千僧釜，釜唇鑄“開禧二年祖輝造”字樣（《青原志略》卷一《唐宋舊基》）。所謂“千僧釜”即供養千僧齋會所使用的大鍋，這種活動又稱“千僧供養”“千僧會”，只有大型寺院才有能力承辦如此盛大的慶典，說明南宋凈居寺作為吉州地區的大型寺院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正是在青原山濃厚的佛教氛圍和禪風的影響下，永和鎮禪宗也逐漸興盛起來。南宋時期，永和鎮窯場周邊兩三公里范圍內有佛教勝跡多處，包括本覺寺、智度寺、慧燈寺、寶壽寺等寺院以及普濟庵、圓通堂、普光堂等蘭若（佛教名詞，泛指一般的佛寺），多始建于唐五代而盛于南宋。除此之外，吉州府治以及青原山周邊分布寺院數十座，足見南宋永和鎮周邊禪宗發展之盛。翻檢當地文獻可知，永和鎮佛寺的興盛與永和窯的繁榮幾乎是同時的，大約都在南宋紹興、淳熙年間，這是南宋廬陵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高峰，也正是吉州窯走向鼎盛的重要時期，從側面反映了永和鎮的雄厚經濟實力。



永和鎮禪寺的茶道之風蓋始于晚唐五代的資福寺（北宋大中祥符改元，乃賜額“智度”）。資福寺創建于晚唐天復元年（901年），駐錫此寺的如寶禪師系晚唐五代名僧，曾有語錄：“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飯后三碗茶。’”顯示了“平常心即是道”的禪宗精神。如寶禪師法嗣資福寺貞邃禪師也承襲了其師一貫的禪茶之風。南宋時期智度寺頗受名流喜愛，宋孝宗淳熙年間，僧凈圓修繕智度寺使其發展達至鼎盛，又因周必大、胡銓這樣的鄉賢游吟期間而海內。

至今有遺址保存的本覺寺也是當時重要的禪寺之一，據洪武年間謝矩《本覺寺記》文云：“迨宋紹興間，殿宇完具，增置常住田三頃有奇。……本覺之盛，當紹興年。棲禪有屋，膳僧有田。”由此可知，南宋紹興年間，本覺寺興盛一時。本覺寺禪僧與地方文人士大夫相往來甚多，周必大與胡銓兩大家族子弟嘗吟詠游玩其中，現存本覺寺塔仍聳立于永和窯遺址旁。


此外，寶壽寺由廬山東林寺僧通惠超方禪師創建于南唐時期，兩宋時期頗為興盛，明陳仲完《寶壽寺重修法堂記》謂“四方之才士大夫、貴達經于斯，未嘗不縱嘯吟玩而求必造焉”。另一大佛寺即慧燈寺，自五代以來便是禪僧傳法之所，淳熙年間重新修復。



一方面，吉州窯處于佛寺包圍之中，受其影響亦在情理之中，吉州窯有不少窯場以生產宗教用器為主。吉州府、青原山和永和鎮有僧院數十所之多，另有清都觀、三清殿等道觀數處，他們是吉州窯陶瓷茶器、花器、香爐以及各類供養器的重要購買者。據南宋歐陽鈇《雜著》（《青原志略》卷十二《東昌窯》文引）記載：“永和鎮舒翁、舒嬌，其器重仙佛，盛于乾道間，余見元祐、崇寧者。”歐陽鈇（1126～1202年）是南宋廬陵縣人，善屬文，尤長于詩詞，與周必大、楊萬里等相交，說明當地士流已注意到吉州窯瓷業的發展。舒翁、舒嬌確為兩宋時制瓷藝人，舒翁擅長陶藝，其女舒嬌則精于畫藝，在吉州窯眾多的窯場中，度大。據明末清初思想家方以智《游永和記》中記載：“今青原殿上所供大凈瓷，乃永和窯舒翁之女所畫也。”另據《青原志略》卷十二《東昌窯》云：“青原殿上一供佛瓶，乃永和窯舒翁所陶，其女所畫者也，白地加釉，五彩爛然，久盛水其中，不變色味。”舒氏父女制作的大凈瓶，一直置于禪宗七祖道場的佛殿之上，被禪僧奉為“寶瓶”，當作寺院歷代傳世的寶物之一，可見其珍貴。由此亦可推想，當地寺院所用茶具、香爐以及瓷瓶等各類器物多是吉州窯產品。



另一方面，鑒于南宋時期寺院經濟的高度發達，有理由相信，當時的寺院僧侶很可能親自參與佛教器物的生產，甚至可能擁有佛寺用器的窯場。吉州窯遺址中曾出土“本覺”款碗盞和“弟子蔣子通”款碗，另有禪宗散圣“寒山拾得”塑像。


從文獻和現存遺址情況可知，本覺寺塔旁即有吉州窯一處窯址，今名“本覺寺古窯址”。如廣東省博物館藏吉州窯漏花彩繪剔刻折枝梅紋長頸瓶，腹身有“天慶觀”和“四圣臺”字樣，蓋是吉州府城北宋天禧二年（1018年）更名后天慶觀訂燒的陳設用器。



木葉紋盞是吉州窯具藝術魅力的產品，它是南宋吉州窯的一項偉大創造。郭學雷先生已詳細論證盞內裝飾的木葉即是桑葉，且淵源自禪宗思想，是僧院飲用煎煮草茶的茶盞。宋代禪僧在茶道中體悟佛法，“森羅萬象總在這一碗茶里”，故北宋圓悟克勤禪師謂“茶禪一味”。而桑葉盞之寓意大概可從兩方面理解。



，宋代禪僧日常生活中往往蘊涵深刻哲理，桑葉很可能是菩提葉的佳替代品。佛經有以桑葉代替菩提葉的記載，據唐義凈所譯《佛說大孔雀咒王經》卷三載：“復以金銀銅錫及鐵，打作五丸如酸棗核，安在七重菩提葉上（若無菩提葉則以桑葉替之），安在像前。”此是較為流行的佛經，可證寺院供養諸佛菩薩可以桑葉代替菩提葉，寄予同樣的意義。既然桑葉可以作為菩提葉的替用品，說明桑樹是佛教認為的僅次于菩提樹的靈性之樹，故南宋日本留學僧榮西《吃茶養生記》中說“桑樹是過去諸佛成道之靈木也”。榮西（1141～1215年）曾于南宋中期求法于四明、天臺等寺院，他曾指出“茶與桑并服，貴重無高下，二俱仙藥之上首也”。南宋江西詩派代表人物陳與義《書懷示友》詩云：“柏樹解說法，桑葉能通禪。”“柏樹解說法”是據唐趙州和尚以“庭前柏樹子”回答“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的典故；“桑葉能通禪”之說源自醫方，據唐初孫思邈《千金翼方》卷十二中“正禪方”記載，以“春桑耳、夏桑子、秋桑葉”等搗練配置服用能證禪境，并終達到“得見佛性”的殊勝境界，這應該是佛教寺院傳出的方子。若茶盞中貼上菩提葉為裝飾，正可寓意茶道中蘊藏佛性與覺悟，桑葉是佳的替代品。



其次，桑葉裝飾的自然美感與禪宗哲學及審美藝術大有相通之處，置于茶盞內有啟發之效。禪宗僧人善于從自然中體悟萬法皆空、自性清凈之禪理，桑葉裝飾即是以物觀心的表達。青原信禪師法嗣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曾有上堂偈云：“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所謂“西祖意”即可從落葉紛紛的自然秋意中體悟佛法。又兩宋禪師常以“一塵一佛剎，一葉一釋迦”談禪，以此喻生活世界中的萬物皆流露佛性真如。禪僧以桑葉盞品茶之際，靜觀葉脈分明之本體，證悟真實不虛的自性清凈，真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廬陵一帶禪院茶風盛行，晚唐五代以來，“飯后三碗茶”就已成為吉州永和鎮禪僧的“和尚家風”。南宋愛國名臣廬陵文天祥《游青原》詩云：“活火參禪筍，真泉透佛茶。”這正是青原山凈居寺以茶參禪的真實記錄。據劉新園先生介紹，凈居寺曾出土南宋桑葉盞殘片，現為觀葉樓所藏，系該寺嚴首和尚轉贈，這是禪院使用桑葉盞的重要實物證據。因此，有理由相信，這些給人以聯想的桑葉盞正是禪僧借以悟道的重要器具，當地寺院禪僧很可能是這類茶盞的主要消費群體


漏花薝葡（卜）盞是劉新園先生提出、郭學雷先生詳細考證的一種吉州窯茶盞，重要的依據是盞內漏花有六瓣。唐宋時期，香味濃郁的梔子花被比附為薝卜花，禪僧釋子與文人士大夫將它視為“掃除諸妄歸真想”、妙悟禪趣的圣潔之花。佛教經典、禪宗語錄以及文人士大夫詩文集中關于薝卜的記載和歌詠甚多。釋惠洪《薝卜軒序》謂“鼻觀通妙，聞慧現前”。由于佛教賦予薝卜花特殊的宗教寓意，因此南北各地寺院廣為養植。筆者發現，日本唐招提寺御影堂鑒真和尚真身像前所使用的唐代絹質帷幕上也為纈染薝卜花紋，這說明薝卜花紋裝飾在佛教領域很流行。




兩宋時期，薝卜花被文人士大夫親切地稱為“禪客”“禪友”。南宋王十朋《書院雜詠·梔子花》詩云：“禪友何時到，遠從毗舍園。妙香通鼻觀，應悟佛根緣。”兩宋之際曾慥作了一曲《十友調笑令》云：“芳友者，蘭也；清友者，梅也；奇友者，臘梅也；殊友者，瑞香也；凈友者，蓮也；禪友者，薝卜也；佳友者，菊也；仙友者，巖桂也；名友者，海棠也；韻友者，荼□也；仍有玉友來奉佳賓，謂酒也。”這恐怕是南宋士人結友名花以自賞的好注腳。



漏花薝卜盞是吉州窯特色的裝飾之一，主要流行于碗盞、瓶、罐類器物上，這和當地禪院以及名流士大夫濃厚的禪學風氣相關。凈居寺曾出土南宋漏花薝卜盞殘片，現為觀葉樓所藏。


據劉新園先生介紹，靖安縣百丈禪寺遺址亦出土漏花薝卜盞，與薝葡紋盞殘片伴出的瓷片中并有墨書“眾寮”。百丈寺因懷海禪師制定《百丈清規》而禪林，影響深遠。這說明江西一帶禪院多使用吉州窯薝卜茶盞。唐宋時期，作為社會公共文化活動之所的寺院道觀很注重四季自然環境的營造，薝卜花便是重要品種之一。兩宋時期，不少寺院建有“薝卜堂”“薝卜軒”，所謂“功德叢林常熏薝卜”。《青原志略》卷一《唐宋舊基》中有一處十分重要的記載：“歸云閣、詹卜軒，胡瑜書額，今俱廢矣。”從這則材料中約略可知此軒建于宋代，說明青原山有佛教寓意的“詹卜軒”，也說明當地禪僧對梔子花有特殊的情感。如今青原山依舊梔子興盛，花開時節芬芳異常，是山中一大美景。



綜合以上論述可知，漏花薝卜裝飾頗有佛教“鼻觀”的寓意，與一片桑葉的靜默裝飾有別，薝卜盞內皆布滿花瓣，它使人端起茶盞之時就如同入薝卜之林，全身便感覺浸潤在佛法香味中了，可謂“步步蹈金色之界，念念嗅薝卜之香”。這也充分證明禪僧思想與窯工技術又一次結合在吉州窯茶盞上。




吉州窯與禪宗的密切關系還可從在川草堂收藏的一件描金彩山水禪詩茶盞殘器中略窺一二，其上書唐船子和尚《歸棹歌》禪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此外，吉州窯寫意味極濃的彩繪墨戲梅梢月裝飾也深受禪宗思想影響，這種梅月技法淵源自北宋禪僧仲仁及其嫡傳弟子“逃禪老人”楊補之的墨梅，頗得禪宗墨戲的簡淡率意之法。吉州窯率意灑脫的灑釉裝飾亦同此禪理。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某藏家手中收藏有南京市某寺院遺址采集到的南宋墨書“方丈”款斑彩盞殘器，這又是吉州窯與禪宗茶道關系的直接實物證據，又宋代羅漢服飾上印有與吉州窯茶盞相似的斑彩裝飾，這些清楚地表明吉州窯這類隨意點染的斑彩裝飾深受禪宗審美意趣影響，并直接為寺院禪僧所使用。



綜上所述，吉州窯桑葉盞的成功燒造可以說是吉州禪師與永和窯工共同智慧的結合，它既蘊藏了禪師的遷想妙悟，也包含了窯工的技藝。吉州窯茶盞上的薝卜紋、灑釉、斑彩以及墨戲梅月等裝飾都深受禪宗思想的影響。這些都是禪僧寺院與文人士大夫煎飲草茶時使用的茶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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