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別的原理,是唯物辯證的,既然鑒別的是書畫,就不應拋開了書畫本身為它的先決條件,而聽任旁證來立作戰。不掌握書畫的內部規律,反映書畫的本質,這個鑒別的方法所產生的結果,是書畫不可認識論。
這里主要的要分清主次,分清先后,怎樣才是客觀的、合乎全面規律的。具體的事物,要做具體的分析。在鑒別的范疇里,不能否認這些旁證所能起的作用,但要認識到的是,它所能起作用的條件。事實上,旁證的威力,對書畫本身的真偽并不能起決定性作用;它與書畫的關系,不是講同一體,而是從屬于書畫;它只能對書柳畫起幫襯的作用,而絕不可能立作論戰,而且有時它并不能起作用甚至起畫反作用。它只能在對書畫本身做了具體分析之后,才能得出在它的特定范圍內能否起作用與所起作用的程度。因此,書畫本身,才是鑒別主要的、親切的根據,也只有使這個根據立起來,才有可能利用一切旁證,否則這些旁證縱然有可愛之處,卻都是帶有尖刺的玫瑰。翁方綱所藏的蘇東坡《天際烏云帖》,即使作了好多萬字的考證,來辨明它的真實性,但是他所藏的《天際烏云帖》還是不真,原因在于他始終沒有能觸及主要的一面。
根據一系列的實例,元代以來,各家的印章,名號相同,朱、白文相同,篆法相同,僅在筆畫的高低曲直有極細小的差距,已形成了普遍的現象。其所以如此,可能有兩種原因,一種是出于作家們的要求,一種是印人在章法上所表現的習慣性。至于只承認某些印章是真,所依賴的證據是什么呢?是根據圖章本身,還是其他因素呢?篆刻本身,有它的流派與特風格,這是認識篆刻的主要方面。但是,被用在書畫上的印章,作者與收藏者卻并不是專取哪一家或哪一派,而大多數印章,看來也無法認出它是出于某家刀筆。因此,從風格特征來作為辨認的依據,就失去了它的效用而感到漫無邊際。而它的現象又都是大同小異,混淆不清,尤其在近代,利用鋅版橡皮版的翻制,相反地可以做到毫厘不差。
印章須用印泥,印泥有厚薄,有干濕,這些都能使同一印章的形體發生變化;而在紙上或絹上,也要發生變化;而使用印章時按力的輕重,也會發生變化;又經過裝裱,某種紙張有伸縮,也會發生變化。所能遇到的變化是如許之多,問題不僅在于繁瑣而已。還有一個方法是從印泥新舊、紙絹的包漿(紙絹上的光澤)來作為辨認印章的依據。論舊、論包漿,當然顯示了紙或絹的悠久歷史,但是,孤立地通過這種方法來證明這種舊是50年或100年,那是300年,這是可能的事嗎?
書畫所用的材料絹和紙對于書畫的斷代起著一定的作用。絹和紙的鑒別是鑒定書畫又一途徑。根據和國學者目前的研究,晚周帛畫和戰國楚墓帛畫以及稍晚時候的馬王礁漢墓帛畫,均是畫在較細密的單絲織成的,至今為止未見用雙絲絹的(即經線是雙絲,緯線是單絲織成絹)。五代到南宋時期的絹,較前代有了發展和變化。從表面來看,除了單絲絹外,還出現了雙絲絹的形式。這種雙絲絹的經線是每兩根絲為一組,每兩組之間約有一根絲的空隙,緯線是單絲。元代的絹總的說來比宋絹顯得粗了一些,不如宋絹細密潔白,并且還呈現出稀松的狀態。明代的絹總的看來也是比較粗糙。明代早中期有一種質量較低較稀薄的絹,由于這種絹太稀薄不易落墨,所以書畫家往往先將其托上紙然后再進行書畫創作。紙的質料是判斷書畫年代的又一標準。漢、晉古紙,所見都是用麻料,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魚網等廢料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苧麻。它的特點是纖維較粗,所以也難以作得精細,它無光、無毛、纖維束成圓形,有時見木素。
題跋可分三類:作者的題跋,同時代人的題跋,后人的題跋。某件書畫的題跋雖然也有對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數。多的是為了說明這件作品的創作過程,收藏關系,又或考證它的真、表揚它的美,于是人所共知的。但書畫既有偽作,題跋方面也同樣有多種的作偽情況,因此書畫鑒定不能不注意它的"
張變幻"。真古畫而配以別人的偽跋,或偽古畫而配以別人的真跋,都是常見之事。畫上如有作者同時人的題跋,應當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間的關系。這方面的情況從書畫本身并不見得能知道,而須從一些題跋中去探索。后人的題跋對書畫鑒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據具體情況來進行分析。作偽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書史》便記載他臨寫的王獻之《鵝群帖》及虞世南書,被王晉卿染成古色,加上從別處移來的題跋,裝在一起,還請當時的公卿來題這些字卷。如果傳到現在,宋人題跋雖真,帖本身卻是米芾臨的。題跋對書畫的鑒定是否可信還要看題跋者的水平。弘歷收藏至富,題跋也很多,但鑒別能力都差,往往弄假成真。黃子久的《富春山居圖》,他先得了贗本,嘆為曠世。后來對真本他反說是假的。文征明的題跋就較為可信,因他工書善畫,鑒別能力高。鑒別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還須看他對作品的負責態度如何。董其昌經眼過很多書畫明跡,但在評真上極不嚴肅,因此不能對他的題跋完全相信。總的說來,前代的鑒賞家去古較近,見到的東西多,有比我們占便宜的地方。他們的題跋雖不克盡信,還是值得我們研究思考的。
文本文獻鑒考結合派:張珩、謝稚柳、徐邦達、啟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
在文本文獻的鑒考結合派中,當首推張珩、謝稚柳、徐邦達、啟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等幾位大家。雖然他們書畫鑒定的成就各異,影響各有大小,但是在中國20世紀的書畫鑒定領域里,幾位卻是不祧之大宗,整體影響極為廣泛與深遠。這些名家不僅具有豐富的書畫鑒定實踐經驗,而且大多兼工書畫,淹貫經史,著作宏富,具有特的學術代表性和廣泛的學術影響力。
謝稚柳
先生工詩文,能書法,擅山水、花鳥,亦偶作人物,尤精書畫鑒定,與張珩并稱“北張南謝”。謝先生早年學畫,又與張大千一起對敦煌壁畫進行了長期的研究,這使他準確地把握了唐宋以來中國書畫主流風格的淵源流變,由此確立了以風格流派斷代,辨偽的方法。正如他本人所說“切實的辦法是,認識從一家開始,而后從一家的流派淵源等關系方面漸次地擴展”。雖然他也不忽視對相關文獻的印證,但卻更看重書畫藝術的本體,如作品的意境,格調、筆法、墨法、造型和畫面布局等特征,即
重視書畫本身的體貌精神
四是極為傾心梳理見于著錄的
。下僅舉徐先生通過筆墨鑒定書畫的個案,以窺其鑒定之一斑。筆墨與毛筆的特點與性能有關,宋代葉夢得《避暑錄話》中載:“熙寧后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而傳世的晉王珣的《伯遠帖》,其字筆畫吸墨不多,轉側也不靈活,轉折時往往提筆再下,分明用的是無心筆,此帖必贗本或臨本無疑。再看唐代孫過庭的《書譜序》、僧人懷素的《苦筍帖》、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杜牧的《張好好詩》等大都使用一種堅硬而吸墨不多的有芯筆,若用無芯軟筆定當無此效果。而傳為王羲之的《大道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其筆畫潤豐圓熟,含墨極多,用晉代的有芯筆是寫不出來的,所以定為宋代米芾的臨寫本。徐先生著述宏富,已逾500萬字,近期由故宮博物院出版
出身于文物店的書畫鑒定
先生,1983年參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他治學嚴謹,考證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頭而,這正好可以彌補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對于整體把握中國書畫史和鑒藏傳世書畫頗具意義。在長期的實踐中,勤奮好學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書畫斷代、辨偽中的相關細節,如他對明代吳應卯大量偽冒祝允明作品、王寵的弟子金用偽造其師作品、八大山人和張大千贗品的研究等。這種極為精細的研究,對于甄別當今以高超手段作偽的書畫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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