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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北京聚寶薈藝術品鑒定中心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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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	面議
關鍵詞	李苦蟬字畫靠譜交易,啟功字畫私人老板收購,明清時期老字畫如何出手,張大千字畫拍賣價格
所在地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榮華南路2號院5號樓502

產品詳細介紹

對于被學界禁言，徐小虎完全不能理解：“這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每本書都會有錯，我也會犯錯，你們可以去做研究來證明我的錯誤，為什么只是不許我發表意見？”徐小虎一直期待著有人能抨擊她書中寫錯的地方或是有年輕教授拿著這本書去繼續考究中國其他古畫的創作年代。事實上，什么都沒有，只是沉默。
“我仿佛成了燙手的山芋，眾人避之唯恐不及。不但沒人與我討論書里所提出的問題，我反而好像瞬間由機構與學術刊物間消失，成為一個不存在的人。”在《被遺忘的真跡》中文版自序中，徐小虎這樣寫道。
在和美國學者的交談中，徐小虎知道大家其實都看過《被遺忘的真跡》，卻“不喜歡它”，因為這意味著他們要重新檢驗每一幅古跡，而此前的研究也基本都成了無稽之談

這樣的文化通才，前有大師無數，后恐來者寥寥了。
說起傅熹年，同學王世仁和王其明印象深刻的都是“家學淵源”。
王世仁是傅熹年住上下鋪的兄弟，大學時曾去過傅家。那時傅家已經從“藏園”搬到西城區大覺胡同的一個小四合院里。傅熹年的祖父傅增湘曾任北洋教育總長，自號“藏園老人”，家中藏書萬千。王世仁記得，連門道里都堆滿了書，書房里滿墻都是書柜，放著“二十四史”等古籍。他印象深的是希特勒的水彩畫集子，全中國就這一本。
傅熹年的父親傅忠謨是玉石鑒賞家，1951年調到文化部文物局工作。當時文物局剛成立，不少人是從外地調來的，住集體宿舍，周末常到傅家聚會聊天。其中，張珩、徐邦達和傅家世交啟功等人都是精研古代書畫的。他們閑談間說的都是古書畫，有時還展開辯論。有一次說到宋徽宗的柳鴨蘆雁圖，張珩說柳鴨是真的、蘆雁是假的，徐邦達和啟功不同意，后來確實在蘆雁上發現了問題。

他沒想到的是，四年級劃分時，清華營建系已改為純工科的建筑系，沒有了建筑史。他被分到工業建筑，畢業后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土木建筑研究所。幸而1956年9月中科院與清華建筑系合辦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室，梁思成任主任，傅熹年被所在單位派到這個研究室工作，得以回到母校清華。他以為終于實現了研究中國建筑史的夙愿，但命運再一次捉弄了他。
反右運動中，因一些私下閑談被人揭發，他被劃成右派，1959年春下放建筑工程部的北京南口農場勞動。
說起這次下放，他只淡淡地說工作是“放牛、養豬、種老玉米”。他覺得自己很厲害的是給母豬接生，十個八個呼嚕一下子就生出來了，“挺好玩的”。下放的近兩年里，他抽空反復通讀了帶去的《資治通鑒》和宋《營造法式》。
1960年10月，他摘掉了右派帽子，返回單位。反右后，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室已被清華撤銷，經梁思成聯系，傅熹年等非清華人員調到了建筑工程部所屬的建筑科學研究院建筑歷史室。工作室的主任是梁思成，副主任是劉敦楨、汪季琦。傅熹年被編入民居研究組，參加了王其明負責的浙江民居調查。

封建王朝對住宅有嚴格的等級規定，傅熹年將這些規定與《清明上河圖》《千里江山圖》中所畫的建筑加以比較，發現大都是吻合的。那些簡單的小房子和孤立的工字形屋子可能是農民的住宅，面闊三件、歇山屋頂的可能是官僚住宅，沒有三間大門和歇山屋頂的大宅子則可能是沒有官職的大地主豪商的住宅或別墅。
傅熹年將這些研究成果用于建筑史中，得到劉敦楨的贊許，他順便撰寫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中的北宋建筑》等論文也陸續發表。
傅熹年作品：元大都大內宮殿延春閣復原圖。
“精神會餐”
每次一有運動，跟“封資修黑貨”打交道的建筑歷史室都是首當其沖，右派傅熹年更是在劫難逃。
“文革”開始后，傅家被抄，全家人掃地出門，擠住在大覺胡同一個大雜院中。傅熹年在建筑科學院做了三年水暖維修工，平日逐戶維修，冬天燒采暖鍋爐。院里的人想要暖和一些，他就把火燒得旺旺的。

1972年夏，國家文物局籌備出國文物展覽，將傅熹年借調回京，又給了他一次重拾舊業的機會。他畫了很多供出國展覽的圖，包括根據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等遺址實測圖繪制復原圖和彩色渲染圖。
這期間，他有了重新接觸古籍的機會，得以查了二十四史中的《舊唐書》和《新唐書》。啟功的圖書也已啟封，查了《資治通鑒》。他們都發現了寫經發愿人為武則天的確切證據，英雄所見略同，彼此撫掌稱快，認為總算解決了一樁小公案。
但如果要寫成文章，當時卻頗有些“違礙”之處。因為這段歷史的背后，涉及武則天迫害同父異母哥哥致死、毒死外甥女等狠毒之事，以及她表面上孝心通天實際上卻公然污蔑自己的母親與外孫亂倫。這在當時大捧“女皇”的情況下，實無異于自尋煩惱。
直到后，編《中國法書全集》，啟功和傅熹年都覺得應該收入武則天的這篇發愿文殘段，傅熹年才寫出了這篇考證文章。因為無論如何，其中的書法之美，都不能不令人贊嘆。至今，這段發愿文殘片的照片還壓在他書桌的玻璃下。

鑒定全國公藏古代書畫
后，傅熹年結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涯，得以回歸，右派問題也在1979年“改正”。但是，他仍然不能心無旁騖地搞，因為，80年代，他又“跨界”成為了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成員。
全國古代書畫鑒定工作早開始于60年代初。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文化部文物局組成了鑒定小組，張珩為組長。張珩于1963年病逝，不久“文革”開始，這項工作就完全停頓了，直到1983年，才在谷牧的批示下重啟。當時決定，由中宣部下發文件，將鑒定全國公藏古代書畫作為一項國家任務下達。
1983年8月，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正式在北京成立，上海博物館顧問謝稚柳和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啟功任組長，謝辰生代表文化部文物局負責協調工作，組員有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徐邦達、遼寧省博物館副館長楊仁愷、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劉九庵，以及當時在中國建筑技術發展中心建筑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的傅熹年。
傅熹年是在啟功、徐邦達和謝辰生的聯合推薦下進入這個組的，全組七個人中，六人都是七十往上的老，只有他是50歲的“小字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