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遠堂制” 款瓷器為北洋時期大徐世昌的品，包括瓶、碗、杯、壺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細的藝術風格。但也有觀點認為 “靜遠堂制” 款瓷器是郭葆昌所制，徐世昌只是在北京見到過這種瓷器。“延慶樓制” 款瓷器為北洋時期大曹錕的品，延慶樓是北京中南海的一座樓名，此款瓷器多為大瓶，故宮博物院現藏有 “延慶樓制” 款瓷器。

1915 年 12 月，袁世凱稱帝，改國號為 “洪憲”，盡管其皇帝夢僅持續了 83 天，但卻催生了一批在民國瓷器史上品質的仿古瓷 —— 洪憲瓷。
1916 年初，袁世凱委派庶務司長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監燒洪憲御瓷。郭葆昌出身古玩行，對瓷業有一定了解，且懷有振興瓷業的志向，他到景德鎮后，利用江西瓷業公司的實力，重金聘請原御器廠的各類高手，包括造型、上釉、繪畫、填彩、焙燒等方面的名師，選用精良的瓷土、彩料和燃料，仿照雍乾官窯粉彩瓷器進行實驗制作。為了燒制這批瓷器，袁世凱不惜工本，投入了 140 萬大洋，折合白銀約為一百萬兩。據郭葆昌的外孫馬常先生回憶，這批瓷器約有四萬件，不過也有記載稱只有六千件。但無論數量多少，分攤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當高昂，相比之下，乾隆時期景德鎮御窯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萬件，而朝廷一年撥付的費用才三萬兩白銀，由此可見洪憲瓷制作的程度。

曹錕的 “延慶樓制” 款瓷器品種不多，傳世，卻收藏價值。例如粉彩富貴圖雙龍耳瓶，高 30 厘米，瓶口飾有金邊，制作精細，釉質潔白無瑕，畫面艷麗華貴。瓶兩側的雙龍耳造型早出現在隋代的陶器中，飾雙龍耳的器物總以樸拙渾厚為美，此瓶雖瓶身纖巧與大龍耳略顯突兀，但整體制作精細。2005 年 6 月 20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賣會上，該瓶成交價達 41.8 萬元。

民國官窯瓷器仿古色彩較重，是中國仿古瓷歷史上的高峰期之一，以仿歷代名窯作品為主，尤其以仿清康、雍、乾三代的瓷器為常見。常見的有仿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代汝、官、哥、定、鈞五大名瓷，仿元代青花瓷，以及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琺瑯彩及單色釉器。民國初期，景德鎮的仿古瓷作坊遍布街頭里弄，在南門碼頭的黃家洲還形成了仿古瓷集散地。這個時期大量的仿古瓷集中在仿明清各朝代的官窯瓷器上，多的要屬康、雍、乾三朝的瓷器。

民國瓷的釉面一般略微泛黃，表面光澤柔和，給人一種松軟之感。像一些粉彩瓷器，其釉面的光澤柔和溫潤，沒有刺眼的反光，這是由于當時的釉料配方和燒制工藝所決定的。但這種柔和的光澤并非暗淡無光，而是在光線下呈現出一種內斂的光澤，仿佛有一層薄紗覆蓋。
民國后期，釉料經過機械處理，釉面明凈細潤，但同樣光亮柔和卻不刺眼，這是因為經過時間的沉淀和氧化，釉面形成了一種特的溫潤質感。不過，現代仿品的光感往往過強，沒有真品那種柔和自然的感覺，即使經過人為做舊處理，其光澤的分布和質感也與真品存在差異。例如一些仿洪憲瓷的琺瑯彩，其釉面的光澤可能會顯得過于亮麗和均勻，而真品的琺瑯彩釉面在光線下會有細微的變化和層次感。
此外，民國瓷器的釉面還可能存在一些細小的瑕疵，如縮釉、串煙等現象，但這些瑕疵在真品上往往呈現出自然的狀態，而仿品的瑕疵則可能是刻意為之，顯得不自然。

郭葆昌的私款如 “觶齋”“觶齋主人”“郭世五”“陶務監督郭葆昌謹制” 等，其款識風格多樣，有的簡潔大方，有的則帶有一定的個人印記和文化內涵。“觶齋” 二字的款識可能會采用篆書或楷書，篆書款識的線條婉轉流暢，富有古樸的氣息；楷書款識則更加規整清晰，體現了郭葆昌對瓷器的個人品味和藝術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