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六種類型中，容易碰到的是種“改頭換面”和第三種“模仿偽造”。此外，還有利用近代印刷字畫，漂去油漬，添筆加色，冒充真跡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費丹旭的學生蔣升旭，字畫逼近他的老師，落款“升旭”兩字給人以“丹旭”的錯覺，有人就誤定為費丹旭的作品。在鑒定實踐中還可以碰到不少五花八門的問題，這里就不再一一列舉了。各種類型的偽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了解它，熟悉它，可以幫助我們提高辨別能力，進一步做好書畫鑒定工作。

南宋 水墨《十六羅漢圖》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書畫家印章和鑒賞家、收藏家印章）、題跋、紙絹、裝潢、著錄等，有時也起到輔證作用，而在特定條件下，對斷代、斷人，還能起到決定作用。不過，總的來說，這些輔助依據畢竟還是次要的。過去有些人把印章、著錄等看成是辨真偽的主要依據，這是反客為主，容易失誤，有時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舉辦古代繪畫聯展，我們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謂明朝張瀚的《十六羅漢圖》卷。卷上有張瀚圖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間杭州翁嵩年題跋，定為明朝張瀚所作。其實，卷中羅漢、樹石的畫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龍、虎的造型和筆法，與日本保存的牧溪《龍》《虎》二圖基本一致，這卷畫應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張瀚是明朝嘉靖年間杭州人，官至吏部尚書，史傳上說他畫山水絕似元朝吳仲圭。無論時代、題材和技法，都與《十六羅漢圖》卷對不起頭來。畫卷上張瀚圖章當是收藏印，翁嵩年鑒定不確。我們把明畫改定為宋畫，公開展出，得到了學術界承認，主要就是依據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1949年以來，浙江發現宋畫不過幾件，這卷宋畫，我們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題跋，勢必沿襲舊誤，仍把它當成明畫，給工作帶來損失。總之，鑒定書畫主要把好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關，這是經過反復實踐，從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中得出來的結論。

鑒”與“考”的作用
鑒定一件書畫，可以用“鑒”和“考”兩種方法。“鑒”就是比較，“考”就是考證。
要比較就得看實物，多參觀展覽；如限于條件，可多看看影印本。要有目的性去進行比較，真跡與真跡比，同時代作品之間相互比，比其同；真跡與偽品比，不同時代作品之間相互比，比其異。通過反復比較，逐步認出時代、個人的風格特征。
許多書畫鑒定家都在“鑒”字上用過苦功，口傳心授，留下不少好的經驗。有些經驗比較具體，容易捉摸。例如：書法大軸元朝很少，明朝才開始流行；團扇只見于宋元，到清晚期突然又流行起來；折扇開始于明成化、嘉靖年間，明末清初流行泥金折扇；裝裱的對聯出現于明末清初；明晚期題款中出現“仿某家”字樣；明末清初書畫上款位往往寫“盟兄”“老社長”“老年翁”，清乾隆以后才出現“仁兄大人”一類的稱呼，等等。這些具體經驗，一聽就懂，一用就靈。有些所謂宋朝岳飛、朱熹的對聯，明朝早期王紱的書畫折扇，不看實物，便知其偽，就是靠的這種具體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