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些書畫家的生卒時間等問題，在過去的文獻中，有的沒有記載，有的記載不夠真確，這樣，作品本身就變成了手材料，它能補充文獻的不足或糾正文獻的錯誤。
例如：有些書畫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水平，但在文獻上根本就查不到這位畫家，更談不上弄清他的字號、籍貫、生卒時間、藝術專長和主要活動了。這樣的例子是相當多的。
又如：宋代趙孟堅（子固）的生卒時間，許多文獻記載為生于南宋慶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貞元年乙未（1295），97歲。有人對此有懷疑，但一直未能解決。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載了蔣天格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考證文章，推算出大約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還沒有作出肯定的結論。我們根據趙孟堅的朋友顧光題趙氏《水仙》卷詩，中有"甲子須臾事，蓬來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說出趙孟堅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時年65歲。這樣就解決了多年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

又如：約50年前，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畫得很好，落款字數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潔，所以有人要買。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寫后一筆，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沒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對于鑒別書畫的真偽，也有相當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識不多，那么，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偽斷錯。

當然，運用避諱進行書畫斷代，要了解避諱的時代特點，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趙桓大中祥符五年開始避諱的，在此以前這樣的字是不避諱的。如果見到一幅宋代人寫的字或者繪畫作品的題詩，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對這些不避諱是符合規律的，而款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這些字不避諱就不合規律，就有問題了。
我們這兒所講的只是一般的情況，此外，也還有極個別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貼》卷中，前后有兩個"殷"字，一個缺一筆，另一個就不缺。這就要根據具體的作品作具體的分析。

曾經有位藏家花大價錢買了一幅宋朝的古畫。一般人來看，確實是宋朝的畫，但仔細研究會發現那件東西純粹是拿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的。造假者把各種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組成了一幅新的畫，還冠以出自名家之手，蒙了很多人。現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畫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隱蔽性。從繪畫材料上鑒定書畫真偽2003年10月5日下午，我應海南收藏家協會何翔先生之約做現場書畫鑒定。當場有一位收藏家拿著三幅古畫求鑒，一副為清林舒的《山水圖》，另幅為日本畫《花鳥圖，第三幅是清方琮的《山水圖》條幅，長約四尺，寬約1尺2寸，絹本，淺設色。本畫所用材料為粗絹，裝裱材料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綾。山水風格有唐伯虎格調，但屬筆觸較之粗獷的大斧劈皴。畫之上端留空也較大左下角有小楷書“臣，方琮恭繪”，數字，后鈐小印兩方。初視之，印象不真。

平時積累方蹤的繪畫印象是屬內廷供奉的正統畫派畫家，大約與董邦達、張宗蒼山水類似。據《熙朝名畫錄》載：“方琮，字黃山，為乾隆朝供奉內廷。畫學黃公望，其畫曾蒙御題”并言其“畫學張宗蒼，深得其傳。”該畫以大斧劈皴，目的是使鑒者無從對照原跡為其作偽本意。鑒定這幅畫除了畫風與張氏畫風毫無相干且屬傳統內廷畫派之外，更主要的破綻是所用材料的問題。

有一種復舊方法能使兩幅作品幾乎完全相同，這就是揭裱舊字畫。自明朝以來，書畫常用的質料是宣紙，宣紙經特殊工藝制成，與紙不同。如果宣紙在制作時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勻，因此必先作極薄的一層，根據其價格宣紙可以加層。一般普通的宣紙也有二三層，厚的有四五層之多。因此，一張宣紙也可以再分揭為數張。這樣，書畫原作一經商人之手，必設法揭出若干層。由于宣紙用墨極易渲染，幾乎每層都可以浸透畫家的筆墨，但揭層越多，筆墨越淡，每層的原作也比較淡，作偽者便再用宣紙裱數層，墨跡輕淡之處再照樣添補，新墨如很明顯，再用熏舊之法使其變舊變暗，真偽便難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將古舊書畫或名人書畫送給裱工裝裱時，上一層筆墨俱佳者往往被他們揭去，被騙后也不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