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良渚玉器相比，紅山文化少見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動物形玉器和圓形玉器為特色。典型器有玉龍、玉獸形飾、玉箍形器等。紅山文化琢玉技藝大的特點是，玉匠能巧妙地運用玉材，把握住物體的造型特點，寥寥數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十分傳神。“神似”是紅山古玉大的特色。紅山古玉，不以大取勝，而以精巧見長。

夏代玉器的風格，應是良渚文化、龍山文化、紅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過渡形態，這可從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玉器窺其一斑。二里頭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紋又帶有商代玉器雙線勾勒的濫觴，應是夏代玉器。

商代早期玉器發現不多，琢制也一般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玉器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為禮器、儀仗、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和雜器六大類。商代玉匠使用和田玉數量較多。商代出現了仿青銅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實用器皿。動物、人物玉器大大超過幾何形玉器，玉龍、玉鳳、玉鸚鵡，神態各異，形神畢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態多樣；是主人，還是奴仆、俘虜，難以辨明。商代已出現了我國早的俏色玉器－－玉鱉。令人嘆服和為成功的是，商代已開始有了大量的圓雕作品，此外玉匠還運用雙線并列的陰刻線條（俗稱雙勾線），有意識地將一條陽紋呈現在兩條陰線中間，使陰陽線同時發揮剛勁有力的作用，而把整個圖案變化得曲盡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陰線的單調感，又增強了圖案花紋線條的立體感。

西周玉器在繼承殷商玉器雙線勾勒技藝的同時，一面坡粗線或細陰線鏤刻的琢玉技藝，這在鳥形玉刀和獸面紋玉飾上大放異彩。但從總體上看，西周玉器沒有商代玉器活潑多樣，而顯得有點呆板，過于規矩。這與西周嚴格的宗法、禮俗制度也不無關系。

東周王室和各路諸侯，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當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們佩掛玉飾，以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使每一位士大夫，從頭到腳，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飾，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復雜化。所以當時佩玉特別發達。能體現時代精神的是大量龍、鳳、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動態美的S形，具有濃厚的中國氣派和民族特色。飾紋出現了隱起的谷紋，附以鏤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單陰線勾連紋或雙勾陰線葉紋，顯得飽和而又和諧。人首蛇身玉飾、鸚鵡首拱形玉飾，反映了春秋諸侯國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節玉佩，河南輝縣固圍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節玉片組成一完整玉佩，是戰國玉佩中工藝難度大的。玉帶鉤和玉劍飾（玉具劍），是這時新出現的玉器。

春秋戰國時期，和田玉大量輸入中原，王室諸侯競相選用和田玉，故宮珍藏的勾連紋玉燈，是標準的和田玉，此時儒生們把禮學與和田玉結合起來研究，用和田玉來體現禮學思想。為適應統治者喜愛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義、禮、樂、忠、信、天、地、德等傳統觀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學性能上的各種特點，隨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學說應運而生。“抽繹玉之屬性，賦以哲學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賦以陰陽思想而宗教化；比較玉之尺度，賦以爵位等級而政治化。”（郭寶鈞《古玉新詮》）是當時禮學與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論概括。這是中國玉雕藝術經久不衰的理論依據，是中國人七千年愛玉風尚的精神支柱。

明清時玉器制作及玩賞達到頂峰，品種也更為豐富多彩，小到玉頭簪，玉紐扣，大到整片的玉屏風、玉山、玉船。王公家還常用玉石來制作日用具如玉碗、玉杯、玉壺等等。一般來說玉質以白玉（特別是新疆產的羊脂白玉）為上，黃玉次之，青玉再次，雜玉（如南方玉，河南玉）為下。

圭

也作“珪”，古玉器名。古代帝王、諸侯朝聘、祭祀、喪葬時所用的玉制禮器，為瑞信之物。作扁平長條形，下端平直，上端作等邊三角形。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異。《周禮·春官·典瑞》有大圭、鎮圭、桓圭、信圭、躬圭、谷圭、琬圭、琰圭等名稱。商代有石圭出土，戰國時玉圭方才盛行。

璜

古玉器名。是一種弧形玉器。古代朝聘、祭祀、喪葬、征召的玉制禮器。璜穿孔為佩飾用，故有佩璜之稱。新石器時代的佩璜，一般兩端各有一孔，系以佩戴。商代的玉璜，多由璧環類改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