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字畫鑒定公司
那么鑒定家這種朦朧的意識究竟是什么呢?我以為那就是“眼的印象”，即鑒定家在接觸到一件古書畫作品時，頃刻之間所作出的綜合判斷。人的大腦是一架活的電子計算機，平時不斷儲存信息資料，一旦需要，就會輸出有關的信息資料，以提供選擇和分析，迅速作出初步的判斷。如，在書畫鑒定中，忽然碰到一件明代書畫家文徵明的作品，鑒定家的大腦在頃刻之間，就會把自己過去所看到過的文徵明作品的真跡和偽品，他的印章和款識，筆法特點和習慣，甚至其師友、子侄、門生的作品樣式，及有關的紙或絹的陳舊狀況等，都會在一閃念間涌現出來，和眼前的這幅文徵明作品進行比較分析，作出初步判斷，也就是形成了“眼印象”。由于人腦在快速提供信息資料時，其圖像是模糊的，甚至是一種潛意識，因之“眼印象”的初步判斷是感性的、不穩定的，而且隨著進一步的觀察會很快地消失。所以“眼印象”具有朦朧性特征，如煙如霧，飄忽不定，似有若無，難以捉摸，很像是一股“氣”。其實這股“氣”不是別的，正是被鑒定對象的某些本質特征在鑒定家頭腦中的顯現和浮動。“望氣”就是變無意識為有意識地去捕捉住這“眼印象”。如果我們從認識過程的這一角度來理解“望氣”，那么它既有感性認識也有理性認識的成分在內，因此“望氣”作為傳統鑒定經驗的方法之一，是有可取之處而值得加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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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欣賞的能力，書畫欣賞能力是慢慢養成的，熱愛藝術或者有接觸感知藝術的環境才是重要的，良好的家庭環境是步，還需學校、工作及環境等熏陶。某類藝術看得多了自能欣賞，如果要求不高亦可，但若想弄懂一門藝術可沒那么容易，所以有人說：“要想欣賞一門藝術，就得從事這門藝術的實踐”。
書畫作偽的繁興，反映著歷來從帝王以至有產的愛好書畫、收藏書畫之風的盛行。這些收藏者為了對書畫留下經過自己收藏的痕跡和欣賞者的寄情翰墨，往往在書畫上印上自己的印章或加上題跋，或者再將書畫的內容如尺寸、款識、印章、題跋等等詳盡地作了記錄，編成著錄。這些書畫從甲轉到乙，從前代轉到后代的遞相流傳，層出不窮地又在上面頻添了多少印章或題跋以及著錄書，使這些書畫經歷了多少年的滄桑，昭示了它的流傳有緒。
流傳有緒，是書畫本身的光輝歷史，而在作偽的情況之下，對收藏者、鑒賞者說來，也是對真偽具有證明作用的無上條件。的確，已經很久遠了，在鑒別的范疇里，書畫的真偽，基本上取決于著錄、題跋、印章等等作為條件來書畫本身的真實可信。而在這些條件之中，又認為主要的是印章，不論書畫的任何時代與形式，通過幾方印章就能證實其真偽，這是一條鑒別的捷徑，它可以以簡御繁，以小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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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有兩類，除了收藏印章之外，還有一種是書畫作者自己的印章。通過這種多種印章來作決定。鑒別的主要依據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說明了書畫的可靠性，它親切地在為自己的書畫服務。收藏印章真，通過了流傳的來證實書畫的可靠性，一重，兩重，書畫本身的真實性，就穩如泰山了。
從裝裱形式來辨別書畫的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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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圖》 元 黃公望
題跋，雖然它也是依據之一，不過，凡是書畫上并不都有，它不能如印章一樣可以左右逢源地隨時運用。題跋本身是書，而取以作證的在于它的文字內容，這些文字的內容，或者以詩歌來詠嘆書畫，或者以散文來評論書畫，或者記述書畫作者，或者評論前人的題跋的當否并對書畫加以新的評價，它對鑒別也具有很大的說服力。
《大唐三藏圣教序》 褚遂良 ?楷書 ?局部
著錄對于鑒別，雖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然而，仍然起信任作用，而且對加強書畫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威力，它足以引人入勝或者到迷信的地步。
別字：歷來把寫別字的問題看得很嚴重，書畫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錯誤，如書畫上或題跋上，尤其是書畫上的題款等等出現了這種情況，都被認為是作偽者所露出的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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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石濤的生卒時間，過去一直有不同的說法，傅抱石《石濤上人年譜》和郭味渠《宋元明清書畫家生卒年表》均記載為：生于明代崇禎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歲尚在。廣東省博物館藏的石濤《山水》冊上石濤自題七絕云："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無趨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禪病冷如冰。庚午長安寫此。"上海博物館藏的石濤 《六十自濤詩》云："庚辰除夜抱疴，觸之忽慟慟，非一日語可盡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軀，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詩，其中有"……白頭懵懂話難前，花甲之年謝上天……。"我們根據這兩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濤生于明代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這兩件作品都是石濤五六十歲時所作，取的是整數，按一般寫文章的習慣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濤《花卉》冊十開一本，其中畫蘭花的一開自題詩云："十四寫蘭五十六，至今與爾爭魚目，始信名高筆未高，悔不從前多食肉。"又畫芍藥的一頁末識云："丁秋十月拈格齋先生句作畫"。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則為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這才是石濤的確實可靠的出生日期。
歷代帝王年號、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往往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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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時，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個皇帝死了，又換了個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換了年號，也有些當年并沒有改元，依然沿用舊的年號。例如：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是萬歷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僅一個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為天啟。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萬歷只有47年，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檢（毅宗）是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
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邏輯的，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則不符合邏輯，是有問題的。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崇禎年號的書畫款，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同樣是符合邏輯的，例如：楊鉉《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卷的款寫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這是無可懷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以為崇禎只有16年，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