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風格分析派：方聞、李鑄晉、吳訥孫、何惠鑒
　　第二個流派是從書畫視覺方式入手的圖像風格分析派，這種與傳統書畫鑒定方法大相徑庭的鑒定方法，源于新的學術思想方法與中國傳統繪畫史學研究的結合。20世紀初，蔡元培先生為英人波西爾的《中國美術史》中譯本作序，倡導對中國畫的系統研究；學者兼畫家陳師曾也很早譯介了日本學者大村西崖的《文人畫之復興》一書，并寫了《文人畫之價值》的名篇。二戰后，鑒于中國藝術品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開始大量流散海外的事實，美國便開始大批吸收華裔美術史家赴美學習研究，并讓他們長期執教于各所大學和藝術研究機構。如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的方聞、堪薩斯大學的李鑄晉、耶魯大學與華盛頓大學的吳訥孫以及克利夫蘭博物館的何惠鑒等學者。直到80年代，陸續赴美求學且學有所成、頗具影響的尚有石守謙、陳葆真以及方聞先生的高足傅申等幾位學者。

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東西，誰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樣的黃子久《富春山居圖》，作了很多詩，題了若干次，后來得到真本，不好轉還了，便命梁詩正在真本上題說它是偽本。這種瞪著眼睛說謊話的事，在歷代高權利的集中者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偽是非問題上，卻是冤案。
　　康熙時陳邦彥學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愛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員"進呈"的許多董字拿出命陳邦彥看，問他這里邊有哪些件是他仿寫的，陳邦彥看了之后說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見《庸閑齋筆記》）。自己臨寫過的乃至自己造的偽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無疑，如果指出，那"進呈"人的"禮品價值"就會降低，陳和他也會結了冤家。說自己也看不出，又顯得自己書法"亂真"。這個答案，一舉兩得，但這能算公平正確的嗎？

貴人有權有勢有錢，誰也不便甚至不敢說"掃興"的話，這種常情，不待詳說。有趣的一次，是筆者從前在一個官僚家中看畫，他掛出一條既偽且劣的龔賢名款的畫，他說："這一幅你們隨便說假，我不心疼，因為我買的便宜（價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邊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說是真品了。
有位前輩，誤信偽題，把清人畫認為元人畫。王暢安先生和我惹他生氣，他把我們叫去訓斥，然后說："你們還淘氣不淘氣了？"這是管教小孩的用語，也足見這位老先生和我們的關系。我們回答："不淘氣了。"老人一笑，這畫也就是元人的了。

筆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畫，見到一件掛品，一時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還和旁人強辯一番。有人便寫說："立揚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見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凜然自省，向人道歉，認識到如何尊重群眾！
一次收到外地一冊宋人書札，拿到北京故宮囑為鑒定。唐蘭先生、徐邦達先生、劉九庵先生，還有幾位年輕同志看了，意見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極為和諧。為了集思廣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備參考的意見，他們以為理由可取，就定為真跡，請外地單位收購。后唐先生說："你這一言，定則定矣。"不由得觸到我那次目無群眾的舊事，急忙加以說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見，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說："先生漏了一句：‘定則定矣’之上還有 ‘我輩數人’呢。"這兩句原是陸法言（切韻序）中的話，唐先生是極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釋重負。顏魯公說："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口晚節末路之難也。"這話何等沉痛，我輩可不戒哉！以上諸例，都是有根有據的真人真事，仿章學誠《古文十弊》的例子，略述如此。

楊新與他的兩個同學從中央美院分配到故宮博物院工作。這于中央美院與故宮都有著特殊的意義。對美院來說，他們是該院新開設的美術史系的屆畢業生。對故宮來說，在此前后則很少進大學生，直到1987年張忠培先生到故宮博物院當院長時，全院968名職工，其中本科畢業生也僅44人，而且是不同時期因多種原因來到故宮的。因此科班出身的這三個人在“文革”前同時到故宮，這是故宮人才隊伍建設的一件大事。他們果然不負眾望，后來都成為的，在故宮業務和學術上發揮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楊新在故宮從事中國古代書畫的陳列與研究，除努力學習、刻苦鉆研業務外，又曾跟隨徐邦達、啟功先生為主力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到全國各大博物館鑒定書畫，眼界大開，知識漸長，使其書畫鑒定研究有了更為厚實的基礎。

《搗練圖》 唐 張萱 宋摹本 局部
年月：書畫上或題跋上所題的年月或與作者的年齡、生卒年不符，或與事實有出入，也將被認為是作偽的佐證。
避諱：在封建帝王時代，臨文要避諱，就是當寫到與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寫一筆，這就叫避諱，通稱為缺筆。在書畫上面，看到缺筆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諱，就可斷定書畫的創作時期，不能早于避諱的那代皇帝的時期，否則就是作偽的漏洞。這一問題，一向作為無可置辯的鐵證。
題款：以書畫的題款作為鑒別的主要依據，只要認為題款是真，可以推翻其他證據來論定真偽。
如從以上方面對一幅古書畫進行鑒定，即使不確定該作者的筆墨特征，也能從容自信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