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些書畫家的生卒時間等問題，在過去的文獻中，有的沒有記載，有的記載不夠真確，這樣，作品本身就變成了手材料，它能補充文獻的不足或糾正文獻的錯誤。
例如：有些書畫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水平，但在文獻上根本就查不到這位畫家，更談不上弄清他的字號、籍貫、生卒時間、藝術專長和主要活動了。這樣的例子是相當多的。
又如：宋代趙孟堅（子固）的生卒時間，許多文獻記載為生于南宋慶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貞元年乙未（1295），97歲。有人對此有懷疑，但一直未能解決。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載了蔣天格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考證文章，推算出大約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還沒有作出肯定的結論。我們根據趙孟堅的朋友顧光題趙氏《水仙》卷詩，中有"甲子須臾事，蓬來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說出趙孟堅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時年65歲。這樣就解決了多年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

文史知識
歷代帝王年號、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往往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時，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個皇帝死了，又換了個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換了年號，也有些當年并沒有改元，依然沿用舊的年號。例如：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是萬歷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僅一個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為天啟。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萬歷只有47年，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檢（毅宗）是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
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邏輯的，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則不符合邏輯，是有問題的。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崇禎年號的書畫款，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同樣是符合邏輯的，例如：楊鉉《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卷的款寫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這是無可懷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以為崇禎只有16年，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

當然，運用避諱進行書畫斷代，要了解避諱的時代特點，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趙桓大中祥符五年開始避諱的，在此以前這樣的字是不避諱的。如果見到一幅宋代人寫的字或者繪畫作品的題詩，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對這些不避諱是符合規律的，而款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這些字不避諱就不合規律，就有問題了。
我們這兒所講的只是一般的情況，此外，也還有極個別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貼》卷中，前后有兩個"殷"字，一個缺一筆，另一個就不缺。這就要根據具體的作品作具體的分析。

裱工的一般情況是清中葉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較細；嘉、道以后拖尾長，卷子就粗了。民間裱工南北傳授不同，手法亦異。熟悉了以后，幾種有特點的裝裱不用打開書畫便能知道是何時、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
舊時北京的裝裱匠人，手藝相當高超，舊書畫雖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幾乎一吹即散，仍能裝裱如原裝。這類不太完整的書畫經裝裱后，如果懸掛或正視，都不會看出有什么破綻。如果向陽處由背面看，則原形畢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裝在鏡框之內的書畫，就一定要特別注意。
也有的作偽者采取金蟬脫殼的辦法，保留原裝裱，挖出書畫本身將偽本嵌裱進去。鑒別這類書畫，則不能僅憑裝裱來斷定其真偽了。

曾經有位藏家花大價錢買了一幅宋朝的古畫。一般人來看，確實是宋朝的畫，但仔細研究會發現那件東西純粹是拿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的。造假者把各種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組成了一幅新的畫，還冠以出自名家之手，蒙了很多人。現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畫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隱蔽性。從繪畫材料上鑒定書畫真偽2003年10月5日下午，我應海南收藏家協會何翔先生之約做現場書畫鑒定。當場有一位收藏家拿著三幅古畫求鑒，一副為清林舒的《山水圖》，另幅為日本畫《花鳥圖，第三幅是清方琮的《山水圖》條幅，長約四尺，寬約1尺2寸，絹本，淺設色。本畫所用材料為粗絹，裝裱材料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綾。山水風格有唐伯虎格調，但屬筆觸較之粗獷的大斧劈皴。畫之上端留空也較大左下角有小楷書“臣，方琮恭繪”，數字，后鈐小印兩方。初視之，印象不真。

平時積累方蹤的繪畫印象是屬內廷供奉的正統畫派畫家，大約與董邦達、張宗蒼山水類似。據《熙朝名畫錄》載：“方琮，字黃山，為乾隆朝供奉內廷。畫學黃公望，其畫曾蒙御題”并言其“畫學張宗蒼，深得其傳。”該畫以大斧劈皴，目的是使鑒者無從對照原跡為其作偽本意。鑒定這幅畫除了畫風與張氏畫風毫無相干且屬傳統內廷畫派之外，更主要的破綻是所用材料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