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畫鑒定中，還常常用避諱分為避朝諱（避當皇帝及先帝的名字）與避家諱（避作者家中長輩或祖先的名字）兩種。在鑒定學中，避朝諱比比較容易掌握，避家諱就比較難以掌握了。避諱的方法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缺寫一筆（多為后一筆），另一種是將避諱的字換個意思相盡的替代字，還有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空格不寫。例如：故宮博物院藏宋代黃庭堅《千字文》卷，字體完全是黃的筆法，有個別字寫得水平較差，因為該卷文內寫明了是試雞毫，所以這一點就被忽略過去，該卷本幅確為宋紙，并有梁清標收藏印多方，所以我們就初步定為黃庭堅真跡。后來又發現該《千字文》"紈扇圓"的"紈"字被改寫為"團"字，應是避宋欽宗趙桓的諱（因"紈"、"桓"讀音相近而避諱）?？键S庭堅寧四年（1105）卒，距欽宗靖康元年（1126）還有21年，決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預算避諱的道理，因此，肯定了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偽品。

又如南宋趙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寫的已被刻入《三希堂帖》的《行書千字文》卷，將文內"玄"字改成"元"、"讓"字改成"遜"、"殷"字改成"商"、"樹"字改成"竹"、"貞"字改成"清"、"敬"字改成"敬"字少寫后一筆、"竟"字改成"馨"、"恒"字改成"齊"、"匡"字改成"輔"、"桓"字改成"泰"、"紈"字改成"團"、"丸"字改成"彈"、"朗"字改成"晃"、"懸"字改成"遷"。共計改寫了14個字，都是宋諱。"玄、懸、朗"避趙氏始祖名玄朗，"敬、竟"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殷"避太祖之父名弘殷，"匡"避太祖名匡胤，"恒"避真宗名恒，"貞"避仁宗名禎，"樹"避英宗名曙，"讓"避英宗生父名允讓，"桓、紈、丸"避欽宗名桓。

又如：約50年前，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畫得很好，落款字數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潔，所以有人要買。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寫后一筆，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沒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對于鑒別書畫的真偽，也有相當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識不多，那么，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偽斷錯。

同時，對于避諱問題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變地對待，有些臨古的書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樣臨而不避諱。例如經過鑒定確為南宋趙構（高宗）所書的《臨古二體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臨寫的，文內的字均避唐諱（諸如"淵"、"世"、"民"等字均被避諱），而沒有一個字是避宋諱的。
總之，避諱的問題是復雜的，在書畫鑒定中運用避諱來斷代，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要依據不同的條件，靈活掌握。

裱工的一般情況是清中葉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較細；嘉、道以后拖尾長，卷子就粗了。民間裱工南北傳授不同，手法亦異。熟悉了以后，幾種有特點的裝裱不用打開書畫便能知道是何時、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
舊時北京的裝裱匠人，手藝相當高超，舊書畫雖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幾乎一吹即散，仍能裝裱如原裝。這類不太完整的書畫經裝裱后，如果懸掛或正視，都不會看出有什么破綻。如果向陽處由背面看，則原形畢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裝在鏡框之內的書畫，就一定要特別注意。
也有的作偽者采取金蟬脫殼的辦法，保留原裝裱，挖出書畫本身將偽本嵌裱進去。鑒別這類書畫，則不能僅憑裝裱來斷定其真偽了。

有一種復舊方法能使兩幅作品幾乎完全相同，這就是揭裱舊字畫。自明朝以來，書畫常用的質料是宣紙，宣紙經特殊工藝制成，與紙不同。如果宣紙在制作時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勻，因此必先作極薄的一層，根據其價格宣紙可以加層。一般普通的宣紙也有二三層，厚的有四五層之多。因此，一張宣紙也可以再分揭為數張。這樣，書畫原作一經商人之手，必設法揭出若干層。由于宣紙用墨極易渲染，幾乎每層都可以浸透畫家的筆墨，但揭層越多，筆墨越淡，每層的原作也比較淡，作偽者便再用宣紙裱數層，墨跡輕淡之處再照樣添補，新墨如很明顯，再用熏舊之法使其變舊變暗，真偽便難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將古舊書畫或名人書畫送給裱工裝裱時，上一層筆墨俱佳者往往被他們揭去，被騙后也不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