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柯九思的生年，過去有的書籍上的記載是錯誤的，例如郭味渠《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記載為生于元皇慶元年壬子（1312），天歷二年己巳（公元1329年）被拜為"奎章閣鑒書博士"，也就是說，柯九思虛齡18的的時候就擔任了這個職務。這樣，問題就出來了，人雖有天份，大哪有18歲就任"奎章閣鑒書博士" 鈐的呢？顯然，這一記載是錯誤的。那么柯思九的生年應該是哪一年呢？故宮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誅蚊賦》卷，后尾紙上有柯九思的題跋，柯氏名款下鈐蓋了幾方印，其中一方印為"唯庚寅吾以降"，這方印章為他的生年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荚袃蓚€庚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無疑問是個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天歷二年己巳時任"奎章閣鑒書博士"已經虛齡40了。

再如：關于石濤的生卒時間，過去一直有不同的說法，傅抱石《石濤上人年譜》和郭味渠《宋元明清書畫家生卒年表》均記載為：生于明代崇禎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歲尚在。廣東省博物館藏的石濤《山水》冊上石濤自題七絕云："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無趨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禪病冷如冰。庚午長安寫此。"上海博物館藏的石濤 《六十自濤詩》云："庚辰除夜抱疴，觸之忽慟慟，非一日語可盡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軀，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詩，其中有"……白頭懵懂話難前，花甲之年謝上天……。"我們根據這兩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濤生于明代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這兩件作品都是石濤五六十歲時所作，取的是整數，按一般寫文章的習慣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濤《花卉》冊十開一本，其中畫蘭花的一開自題詩云："十四寫蘭五十六，至今與爾爭魚目，始信名高筆未高，悔不從前多食肉。"又畫芍藥的一頁末識云："丁秋十月拈格齋先生句作畫"。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則為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這才是石濤的確實可靠的出生日期。

文史知識
歷代帝王年號、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往往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時，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個皇帝死了，又換了個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換了年號，也有些當年并沒有改元，依然沿用舊的年號。例如：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是萬歷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僅一個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為天啟。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萬歷只有47年，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檢（毅宗）是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
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邏輯的，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則不符合邏輯，是有問題的。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崇禎年號的書畫款，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同樣是符合邏輯的，例如：楊鉉《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卷的款寫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這是無可懷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以為崇禎只有16年，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

中國傳統書畫的作者，大都具有相當深邃的文學造詣，有不少書畫家，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大文學家，他們的所寫所繪，往往與文學有相當的關聯。有一些書畫家喜歡寫自己的文章或詩詞，而另外的一些書畫家幾喜歡寫古人或別人的詩詞文章；有些畫家喜歡臨摹古畫，或是古人詩意，并在其上題寫古人的詩句，而另外一些畫家則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上題寫自己的所作的詩。這種種情況的產生是由書畫家本人的喜歡和購買者的所求而決定的。只有后代人寫出前代人的詩詞文章，而前代人是決不可能寫出后代人的詩詞文章來的。如果發現了前代人寫了后代人的詩詞文章的話，可以肯定這件東西是偽造的。例如：晉代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尾紙上虞集的題詩就是后人偽造的，抄的是倪瓚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題衛九鼎《洛神賦圖》卷上的詩。倪詩原文為"凌波微步襪生塵，誰見當時窈窕身，能賦已輸曹子建，善圖惟數衛山人。"因為顧愷之是無錫人，所以作偽者倪詩中"衛山人"的"衛"字改成錫山的"錫"了?？加菁蜗檀景四耆缮晟琳四晡熳铀?，他如何能寫出倪瓚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題詩呢？如果我們對古詩文不熟悉的話，像這樣的問題是看不出來的。

在書畫鑒定中，還常常用避諱分為避朝諱（避當皇帝及先帝的名字）與避家諱（避作者家中長輩或祖先的名字）兩種。在鑒定學中，避朝諱比比較容易掌握，避家諱就比較難以掌握了。避諱的方法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缺寫一筆（多為后一筆），另一種是將避諱的字換個意思相盡的替代字，還有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空格不寫。例如：故宮博物院藏宋代黃庭堅《千字文》卷，字體完全是黃的筆法，有個別字寫得水平較差，因為該卷文內寫明了是試雞毫，所以這一點就被忽略過去，該卷本幅確為宋紙，并有梁清標收藏印多方，所以我們就初步定為黃庭堅真跡。后來又發現該《千字文》"紈扇圓"的"紈"字被改寫為"團"字，應是避宋欽宗趙桓的諱（因"紈"、"桓"讀音相近而避諱）?？键S庭堅寧四年（1105）卒，距欽宗靖康元年（1126）還有21年，決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預算避諱的道理，因此，肯定了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偽品。

又如南宋趙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寫的已被刻入《三希堂帖》的《行書千字文》卷，將文內"玄"字改成"元"、"讓"字改成"遜"、"殷"字改成"商"、"樹"字改成"竹"、"貞"字改成"清"、"敬"字改成"敬"字少寫后一筆、"竟"字改成"馨"、"恒"字改成"齊"、"匡"字改成"輔"、"桓"字改成"泰"、"紈"字改成"團"、"丸"字改成"彈"、"朗"字改成"晃"、"懸"字改成"遷"。共計改寫了14個字，都是宋諱。"玄、懸、朗"避趙氏始祖名玄朗，"敬、竟"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殷"避太祖之父名弘殷，"匡"避太祖名匡胤，"恒"避真宗名恒，"貞"避仁宗名禎，"樹"避英宗名曙，"讓"避英宗生父名允讓，"桓、紈、丸"避欽宗名桓。

當然，運用避諱進行書畫斷代，要了解避諱的時代特點，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趙桓大中祥符五年開始避諱的，在此以前這樣的字是不避諱的。如果見到一幅宋代人寫的字或者繪畫作品的題詩，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對這些不避諱是符合規律的，而款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這些字不避諱就不合規律，就有問題了。
我們這兒所講的只是一般的情況，此外，也還有極個別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貼》卷中，前后有兩個"殷"字，一個缺一筆，另一個就不缺。這就要根據具體的作品作具體的分析。
方琮的這幅山水所用材料為細網網絲絹，此絹在書畫鑒定中應為先的疑點。網網絲絹亦稱燈籠絹，是—種紋路極粗的劣等絲絹，在清中期至民國時期，江浙湖洲一帶均有生產，此種絲絹的出現，當是我國江南經濟結構急劇變化的—種反映。它的時代背景是：由于在清雍、乾兩朝鹽運的復蘇，促進了揚州濱海一帶的經濟發展，當時居住在揚州一帶的有錢人多為鹽商，據《康熙兩淮鹽法志卷二十七》記載：“山西、陜西、徽州之鹽商皆寓其處”。由于這些擁資千百萬的鹽商出于商業的需要，為改變其社會地位而投資文化，而把養士、附庸風雅、扶持文化藝術事業作為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手段。由于他們以巨資收藏書畫，推動了江南—帶書畫供求結構的變化，書畫的需求量迅速提高，渤中書畫供求結構的變化牽動了小市民，形成了以書畫裝點門庭的社會風氣，這下子普通書畫的需求量則急劇上升，適應市場需要的廉價裝裱材料—網網絲絹應運而生。此絹大致可分粗細兩種，細者經絲緯絲齊整，紋路成方格，但經緯絲之間均有一條絲的間距，這樣在經緯絲組成的方格間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狀；粗者經絲紊亂而緯絲齊直，經緯絲間距不等，如紋格不直之紗窗。此絹價格極廉，可用作低檔書畫的裝裱材料，但細網網絹在當時經過特殊加工后可作為書材料。至清，當網網絹出現之后，便發展為以糊中纏土托絹，糊中纏入白笈將落絲。當絹拓出后，絲格間均以漿工添平而不漏底，使絹面平光如紙而能作畫自如。從現今流傳的此等托絹的畫作看，幾乎皆為清同光以后所畫，而此絹在清末畫家中除極少數廉價售畫的不畫家使用外，大多是坊間的行畫在使用，—般畫家均不使用。故方琮的這隔山水以網網絲絹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由于材料粗糙，所鈐小印幾乎看不清為何字。從裝裱看，亦為民間粗制花綾所裱。這些皆是緣于成本合算，當時本為普通商品畫，面向普通購買者。
揭裱舊字畫和名人字畫常用的是揭二層，第二層透過來的墨與原作相差不遠，再加以重新填墨、潤色、裝裱、加蓋印章，其神采便會溢于紙外，欺人效果更佳。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沈陽故宮所藏，各有一幅趙之謙《牡丹》圖軸，二者幾乎完全一樣，經鑒定才知道，沈陽故宮所藏之《牡丹》圖，是作偽者揭二層所為。用這種辦法“復制”古舊字畫和名人字畫要求揭裱水平很高。如果稍有懈怠，便會弄巧成拙，不但所揭之書畫神采全無，就連原跡也可能毀于一旦，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