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關于石濤的生卒時間，過去一直有不同的說法，傅抱石《石濤上人年譜》和郭味渠《宋元明清書畫家生卒年表》均記載為：生于明代崇禎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歲尚在。廣東省博物館藏的石濤《山水》冊上石濤自題七絕云："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無趨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禪病冷如冰。庚午長安寫此。"上海博物館藏的石濤 《六十自濤詩》云："庚辰除夜抱疴，觸之忽慟慟，非一日語可盡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軀，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詩，其中有"……白頭懵懂話難前，花甲之年謝上天……。"我們根據這兩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濤生于明代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這兩件作品都是石濤五六十歲時所作，取的是整數，按一般寫文章的習慣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濤《花卉》冊十開一本，其中畫蘭花的一開自題詩云："十四寫蘭五十六，至今與爾爭魚目，始信名高筆未高，悔不從前多食肉。"又畫芍藥的一頁末識云："丁秋十月拈格齋先生句作畫"。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則為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這才是石濤的確實可靠的出生日期。

文史知識
歷代帝王年號、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往往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時，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個皇帝死了，又換了個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換了年號，也有些當年并沒有改元，依然沿用舊的年號。例如：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是萬歷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僅一個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為天啟。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萬歷只有47年，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檢（毅宗）是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
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邏輯的，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則不符合邏輯，是有問題的。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崇禎年號的書畫款，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同樣是符合邏輯的，例如：楊鉉《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卷的款寫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這是無可懷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以為崇禎只有16年，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

又如：約50年前，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畫得很好，落款字數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潔，所以有人要買。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寫后一筆，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沒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對于鑒別書畫的真偽，也有相當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識不多，那么，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偽斷錯。

當然，運用避諱進行書畫斷代，要了解避諱的時代特點，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趙桓大中祥符五年開始避諱的，在此以前這樣的字是不避諱的。如果見到一幅宋代人寫的字或者繪畫作品的題詩，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對這些不避諱是符合規律的，而款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這些字不避諱就不合規律，就有問題了。
我們這兒所講的只是一般的情況，此外，也還有極個別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貼》卷中，前后有兩個"殷"字，一個缺一筆，另一個就不缺。這就要根據具體的作品作具體的分析。

怎樣從裝裱形式來辨別書畫的真偽
裝裱與書畫本身的關系要間接一些，但有時也可作為鑒定書畫的有力佐證。各個時代的綾、錦，其花紋、色澤多不相同，裝裱的式樣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蓋在裱件的接縫上，這就必然同裝裱形式有密切的關系。如的宋“宣和裝”，故宮博物館藏的梁師閔《蘆汀密雪圖》是個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綾，前、后隔水用黃絹，白麻箋作拖尾，連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間蓋“御書”葫蘆印，前隔水與本身之間蓋雙龍璽及年號璽各一，本身與后隔水之間蓋年號璽二，拖尾上蓋“內府圖書之印”，共用七璽。“宣和裝”雖有例外，但這是比較標準的格式。不少贗跡上的偽宣和璽，往往是漫無規律，亂打亂蓋。金章宗也用七璽，染清標常在前、后隔水上用兩印。乾隆用五璽、七璽、八璽、十三璽不等。這些都各有他們的習慣。

曾經有位藏家花大價錢買了一幅宋朝的古畫。一般人來看，確實是宋朝的畫，但仔細研究會發現那件東西純粹是拿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的。造假者把各種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組成了一幅新的畫，還冠以出自名家之手，蒙了很多人?，F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畫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隱蔽性。從繪畫材料上鑒定書畫真偽2003年10月5日下午，我應海南收藏家協會何翔先生之約做現場書畫鑒定。當場有一位收藏家拿著三幅古畫求鑒，一副為清林舒的《山水圖》，另幅為日本畫《花鳥圖，第三幅是清方琮的《山水圖》條幅，長約四尺，寬約1尺2寸，絹本，淺設色。本畫所用材料為粗絹，裝裱材料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綾。山水風格有唐伯虎格調，但屬筆觸較之粗獷的大斧劈皴。畫之上端留空也較大左下角有小楷書“臣，方琮恭繪”，數字，后鈐小印兩方。初視之，印象不真。

方琮的這幅山水所用材料為細網網絲絹，此絹在書畫鑒定中應為先的疑點。網網絲絹亦稱燈籠絹，是—種紋路極粗的劣等絲絹，在清中期至民國時期，江浙湖洲一帶均有生產，此種絲絹的出現，當是我國江南經濟結構急劇變化的—種反映。它的時代背景是：由于在清雍、乾兩朝鹽運的復蘇，促進了揚州濱海一帶的經濟發展，當時居住在揚州一帶的有錢人多為鹽商，據《康熙兩淮鹽法志卷二十七》記載：“山西、陜西、徽州之鹽商皆寓其處”。由于這些擁資千百萬的鹽商出于商業的需要，為改變其社會地位而投資文化，而把養士、附庸風雅、扶持文化藝術事業作為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手段。由于他們以巨資收藏書畫，推動了江南—帶書畫供求結構的變化，書畫的需求量迅速提高，渤中書畫供求結構的變化牽動了小市民，形成了以書畫裝點門庭的社會風氣，這下子普通書畫的需求量則急劇上升，適應市場需要的廉價裝裱材料—網網絲絹應運而生。此絹大致可分粗細兩種，細者經絲緯絲齊整，紋路成方格，但經緯絲之間均有一條絲的間距，這樣在經緯絲組成的方格間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狀；粗者經絲紊亂而緯絲齊直，經緯絲間距不等，如紋格不直之紗窗。此絹價格極廉，可用作低檔書畫的裝裱材料，但細網網絹在當時經過特殊加工后可作為書材料。至清，當網網絹出現之后，便發展為以糊中纏土托絹，糊中纏入白笈將落絲。當絹拓出后，絲格間均以漿工添平而不漏底，使絹面平光如紙而能作畫自如。從現今流傳的此等托絹的畫作看，幾乎皆為清同光以后所畫，而此絹在清末畫家中除極少數廉價售畫的不畫家使用外，大多是坊間的行畫在使用，—般畫家均不使用。故方琮的這隔山水以網網絲絹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由于材料粗糙，所鈐小印幾乎看不清為何字。從裝裱看，亦為民間粗制花綾所裱。這些皆是緣于成本合算，當時本為普通商品畫，面向普通購買者。
有一種復舊方法能使兩幅作品幾乎完全相同，這就是揭裱舊字畫。自明朝以來，書畫常用的質料是宣紙，宣紙經特殊工藝制成，與紙不同。如果宣紙在制作時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勻，因此必先作極薄的一層，根據其價格宣紙可以加層。一般普通的宣紙也有二三層，厚的有四五層之多。因此，一張宣紙也可以再分揭為數張。這樣，書畫原作一經商人之手，必設法揭出若干層。由于宣紙用墨極易渲染，幾乎每層都可以浸透畫家的筆墨，但揭層越多，筆墨越淡，每層的原作也比較淡，作偽者便再用宣紙裱數層，墨跡輕淡之處再照樣添補，新墨如很明顯，再用熏舊之法使其變舊變暗，真偽便難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將古舊書畫或名人書畫送給裱工裝裱時，上一層筆墨俱佳者往往被他們揭去，被騙后也不知所以。
他說的這個意思我明白，
我在九十年代初曾經開了個
“店”，不少人只要遇到的蛇或鱉，都送到我店里來。有一年，一個人捉了一條兩尺來長的野灰蛇，說他把蛇牙都拔掉了，要賣給我。開始我不收，他就向我求情，說他從老山前線下來的，鉆貓耳洞受了涼，患了嚴重的前列腺炎，看病需要錢，讓我隨便給點。我心軟了，就收下，順便裝在連衣裙口袋里， 結果陪客人喝酒時，我的手無意中往口袋一伸，感覺又軟又涼，我忘記是蛇在里面，嚇得尖叫一聲，遂掏出，桌上的客人冷不丁見我手里抓了條蛇，頓時嚇得人馬仰翻。
還有一次，一個農婦拿來一個小銅罐，說她在河里掏沙子時刨出來的。估摸店的人肯定收野東西，就給我們提來了。經過討價還價，我老漢收了下來。我一看這個小玩意兒，心里竊喜，從造型和銹濁看，是個老東西，后來我了解到，這是個漢代青銅奩。是古人裝貴重金屬的東西。前些年，這個東西的蓋子被兒子涂上了蠟燭液，搞得像濕了一片，影響了美觀。后來我為了除去蠟燭液，用開水燙，用火燒，通過折騰，才知道，真銹是燒不掉，越洗銹越艷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