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書畫的作者，大都具有相當深邃的文學造詣，有不少書畫家，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大文學家，他們的所寫所繪，往往與文學有相當的關聯。有一些書畫家喜歡寫自己的文章或詩詞，而另外的一些書畫家幾喜歡寫古人或別人的詩詞文章；有些畫家喜歡臨摹古畫，或是古人詩意，并在其上題寫古人的詩句，而另外一些畫家則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上題寫自己的所作的詩。這種種情況的產生是由書畫家本人的喜歡和購買者的所求而決定的。只有后代人寫出前代人的詩詞文章，而前代人是決不可能寫出后代人的詩詞文章來的。如果發現了前代人寫了后代人的詩詞文章的話，可以肯定這件東西是偽造的。例如：晉代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尾紙上虞集的題詩就是后人偽造的，抄的是倪瓚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題衛九鼎《洛神賦圖》卷上的詩。倪詩原文為"凌波微步襪生塵，誰見當時窈窕身，能賦已輸曹子建，善圖惟數衛山人。"因為顧愷之是無錫人，所以作偽者倪詩中"衛山人"的"衛"字改成錫山的"錫"了。考虞集宋咸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寫出倪瓚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題詩呢？如果我們對古詩文不熟悉的話，像這樣的問題是看不出來的。

又如：約50年前，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畫得很好，落款字數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潔，所以有人要買。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寫后一筆，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沒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對于鑒別書畫的真偽，也有相當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識不多，那么，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偽斷錯。

曾經有位藏家花大價錢買了一幅宋朝的古畫。一般人來看，確實是宋朝的畫，但仔細研究會發現那件東西純粹是拿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的。造假者把各種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組成了一幅新的畫，還冠以出自名家之手，蒙了很多人。現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畫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隱蔽性。從繪畫材料上鑒定書畫真偽2003年10月5日下午，我應海南收藏家協會何翔先生之約做現場書畫鑒定。當場有一位收藏家拿著三幅古畫求鑒，一副為清林舒的《山水圖》，另幅為日本畫《花鳥圖，第三幅是清方琮的《山水圖》條幅，長約四尺，寬約1尺2寸，絹本，淺設色。本畫所用材料為粗絹，裝裱材料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綾。山水風格有唐伯虎格調，但屬筆觸較之粗獷的大斧劈皴。畫之上端留空也較大左下角有小楷書“臣，方琮恭繪”，數字，后鈐小印兩方。初視之，印象不真。

有一種復舊方法能使兩幅作品幾乎完全相同，這就是揭裱舊字畫。自明朝以來，書畫常用的質料是宣紙，宣紙經特殊工藝制成，與紙不同。如果宣紙在制作時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勻，因此必先作極薄的一層，根據其價格宣紙可以加層。一般普通的宣紙也有二三層，厚的有四五層之多。因此，一張宣紙也可以再分揭為數張。這樣，書畫原作一經商人之手，必設法揭出若干層。由于宣紙用墨極易渲染，幾乎每層都可以浸透畫家的筆墨，但揭層越多，筆墨越淡，每層的原作也比較淡，作偽者便再用宣紙裱數層，墨跡輕淡之處再照樣添補，新墨如很明顯，再用熏舊之法使其變舊變暗，真偽便難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將古舊書畫或名人書畫送給裱工裝裱時，上一層筆墨俱佳者往往被他們揭去，被騙后也不知所以。

揭裱舊字畫和名人字畫常用的是揭二層，第二層透過來的墨與原作相差不遠，再加以重新填墨、潤色、裝裱、加蓋印章，其神采便會溢于紙外，欺人效果更佳。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沈陽故宮所藏，各有一幅趙之謙《牡丹》圖軸，二者幾乎完全一樣，經鑒定才知道，沈陽故宮所藏之《牡丹》圖，是作偽者揭二層所為。用這種辦法“復制”古舊字畫和名人字畫要求揭裱水平很高。如果稍有懈怠，便會弄巧成拙，不但所揭之書畫神采全無，就連原跡也可能毀于一旦，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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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網友給我的帖子上留言
“喜歡在地攤上或者喜歡聽故事的人通常為老先生”。結合他對我藏品的評價，我就知道他對“老先生”的稱謂是諷刺還是肯定。不過我還是毫無忌諱地說：我一些收藏知識來自與地攤經營者的交流。
在當今這個時代，凡是收藏古幣的人，都喜歡看書，上網，翻閱資料，看的理論文章，看藏品的拓片和圖片等，通過這種方式，自己藏品價值幾何，心里多少有一桿秤。但是，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古幣浩如煙海。每當遇到形形色色的實物時，有時候就發現腦子里儲存的那點書本知識與現實還是有點脫節。因此，在看書的同時，我還經常到古幣市場走走看看，遇到在我眼里能比較過關的錢幣玩家，或遇到擺地攤的老者，我就跟他們聊聊。譬如賣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