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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畫鑒定中，還常常用避諱分為避朝諱（避當皇帝及先帝的名字）與避家諱（避作者家中長輩或祖先的名字）兩種。在鑒定學中，避朝諱比比較容易掌握，避家諱就比較難以掌握了。避諱的方法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缺寫一筆（多為后一筆），另一種是將避諱的字換個意思相盡的替代字，還有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空格不寫。例如：故宮博物院藏宋代黃庭堅《千字文》卷，字體完全是黃的筆法，有個別字寫得水平較差，因為該卷文內寫明了是試雞毫，所以這一點就被忽略過去，該卷本幅確為宋紙，并有梁清標收藏印多方，所以我們就初步定為黃庭堅真跡。后來又發現該《千字文》"紈扇圓"的"紈"字被改寫為"團"字，應是避宋欽宗趙桓的諱（因"紈"、"桓"讀音相近而避諱）。考黃庭堅寧四年（1105）卒，距欽宗靖康元年（1126）還有21年，決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預算避諱的道理，因此，肯定了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偽品。
怎樣從裝裱形式來辨別書畫的真偽
裝裱與書畫本身的關系要間接一些，但有時也可作為鑒定書畫的有力佐證。各個時代的綾、錦，其花紋、色澤多不相同，裝裱的式樣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蓋在裱件的接縫上，這就必然同裝裱形式有密切的關系。如的宋“宣和裝”，故宮博物館藏的梁師閔《蘆汀密雪圖》是個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綾，前、后隔水用黃絹，白麻箋作拖尾，連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間蓋“御書”葫蘆印，前隔水與本身之間蓋雙龍璽及年號璽各一，本身與后隔水之間蓋年號璽二，拖尾上蓋“內府圖書之印”，共用七璽。“宣和裝”雖有例外，但這是比較標準的格式。不少贗跡上的偽宣和璽，往往是漫無規律，亂打亂蓋。金章宗也用七璽，染清標常在前、后隔水上用兩印。乾隆用五璽、七璽、八璽、十三璽不等。這些都各有他們的習慣。
揭裱舊字畫和名人字畫常用的是揭二層，第二層透過來的墨與原作相差不遠，再加以重新填墨、潤色、裝裱、加蓋印章，其神采便會溢于紙外，欺人效果更佳。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沈陽故宮所藏，各有一幅趙之謙《牡丹》圖軸，二者幾乎完全一樣，經鑒定才知道，沈陽故宮所藏之《牡丹》圖，是作偽者揭二層所為。用這種辦法“復制”古舊字畫和名人字畫要求揭裱水平很高。如果稍有懈怠，便會弄巧成拙，不但所揭之書畫神采全無，就連原跡也可能毀于一旦，悔之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