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畫鑒定中，還常常用避諱分為避朝諱（避當皇帝及先帝的名字）與避家諱（避作者家中長輩或祖先的名字）兩種。在鑒定學中，避朝諱比比較容易掌握，避家諱就比較難以掌握了。避諱的方法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缺寫一筆（多為后一筆），另一種是將避諱的字換個意思相盡的替代字，還有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空格不寫。例如：故宮博物院藏宋代黃庭堅《千字文》卷，字體完全是黃的筆法，有個別字寫得水平較差，因為該卷文內寫明了是試雞毫，所以這一點就被忽略過去，該卷本幅確為宋紙，并有梁清標收藏印多方，所以我們就初步定為黃庭堅真跡。后來又發現該《千字文》"紈扇圓"的"紈"字被改寫為"團"字，應是避宋欽宗趙桓的諱（因"紈"、"桓"讀音相近而避諱）。考黃庭堅寧四年（1105）卒，距欽宗靖康元年（1126）還有21年，決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預算避諱的道理，因此，肯定了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偽品。

又如：約50年前，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畫得很好，落款字數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潔，所以有人要買。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寫后一筆，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沒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對于鑒別書畫的真偽，也有相當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識不多，那么，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偽斷錯。

怎樣從裝裱形式來辨別書畫的真偽
裝裱與書畫本身的關系要間接一些，但有時也可作為鑒定書畫的有力佐證。各個時代的綾、錦，其花紋、色澤多不相同，裝裱的式樣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蓋在裱件的接縫上，這就必然同裝裱形式有密切的關系。如的宋“宣和裝”，故宮博物館藏的梁師閔《蘆汀密雪圖》是個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綾，前、后隔水用黃絹，白麻箋作拖尾，連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間蓋“御書”葫蘆印，前隔水與本身之間蓋雙龍璽及年號璽各一，本身與后隔水之間蓋年號璽二，拖尾上蓋“內府圖書之印”，共用七璽?！靶脱b”雖有例外，但這是比較標準的格式。不少贗跡上的偽宣和璽，往往是漫無規律，亂打亂蓋。金章宗也用七璽，染清標常在前、后隔水上用兩印。乾隆用五璽、七璽、八璽、十三璽不等。這些都各有他們的習慣。

有一種復舊方法能使兩幅作品幾乎完全相同，這就是揭裱舊字畫。自明朝以來，書畫常用的質料是宣紙，宣紙經特殊工藝制成，與紙不同。如果宣紙在制作時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勻，因此必先作極薄的一層，根據其價格宣紙可以加層。一般普通的宣紙也有二三層，厚的有四五層之多。因此，一張宣紙也可以再分揭為數張。這樣，書畫原作一經商人之手，必設法揭出若干層。由于宣紙用墨極易渲染，幾乎每層都可以浸透畫家的筆墨，但揭層越多，筆墨越淡，每層的原作也比較淡，作偽者便再用宣紙裱數層，墨跡輕淡之處再照樣添補，新墨如很明顯，再用熏舊之法使其變舊變暗，真偽便難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將古舊書畫或名人書畫送給裱工裝裱時，上一層筆墨俱佳者往往被他們揭去，被騙后也不知所以。

“崇寧重寶”的那個老楊，玩弄古幣有三十多年了，且在沒下崗之前，還是個國企職工。與交流，他們不一定把自己的真知灼見告訴你。與這些人交流，他們會有什么說什么，不會遮著掩著，所以遇到吃不準的錢，我就請教老楊等人，談談自己對一些錢的認知和疑惑。
有一個周末，我在地攤上和老楊交談時，看見一個穿著天藍色校服、背著書包的中學生立在旁邊，當看到老楊拿出幾枚錢文相同、包漿不同的錢給我展示時，他也湊了上來，老楊發現了，即和他和打招呼，然后給我介紹說這個娃一到周末，上完補習班就來了。每次來，都要在他跟前待一會兒，他也喜歡玩古幣。

他說的這個意思我明白，
我在九十年代初曾經開了個
“店”，不少人只要遇到的蛇或鱉，都送到我店里來。有一年，一個人捉了一條兩尺來長的野灰蛇，說他把蛇牙都拔掉了，要賣給我。開始我不收，他就向我求情，說他從老山前線下來的，鉆貓耳洞受了涼，患了嚴重的前列腺炎，看病需要錢，讓我隨便給點。我心軟了，就收下，順便裝在連衣裙口袋里， 結果陪客人喝酒時，我的手無意中往口袋一伸，感覺又軟又涼，我忘記是蛇在里面，嚇得尖叫一聲，遂掏出，桌上的客人冷不丁見我手里抓了條蛇，頓時嚇得人馬仰翻。
還有一次，一個農婦拿來一個小銅罐，說她在河里掏沙子時刨出來的。估摸店的人肯定收野東西，就給我們提來了。經過討價還價，我老漢收了下來。我一看這個小玩意兒，心里竊喜，從造型和銹濁看，是個老東西，后來我了解到，這是個漢代青銅奩。是古人裝貴重金屬的東西。前些年，這個東西的蓋子被兒子涂上了蠟燭液，搞得像濕了一片，影響了美觀。后來我為了除去蠟燭液，用開水燙，用火燒，通過折騰，才知道，真銹是燒不掉，越洗銹越艷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