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評價體系不夠完善，量化學習成風，不考慮學生的情緒反應。在傳統教學體系中，要是沒有分數，教師就像一個陷入敵陣而失去戰斗力的士兵一樣束手無策。“合作教育學”提出嘗試不給學生打壞分數或不打分數。他們堅信懶惰的學生比想象中要少得多，只有在兒童遇到了力不勝任的學習任務時，他們才會變得懶惰起來。并提出對于思維能力和學習成績處于低水平的兒童，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分數，而恰恰是“自尊心”。一旦兒童的學習受制于分數(特別是低年級兒童)，沒有智力活動的歡樂，沒有認識的歡樂，就必然把學習變成一種枯燥無味的苦事了。蘇霍姆林斯基說過：“如果孩子一連得了2 分，他就同自己的命運妥協了，覺得無所謂了，求知欲的火花被熄滅了，第二次點燃求知欲的火花是多么難呀!”“只有當兒童學會重新做作業，同時產生了歡樂感和自尊心的時候，我才開始給他打分數。”所以，他提出“讓學生抬起頭來走路”的口號。

教師“厭教”課堂沒趣味，學生受影響學習沒興趣。教師態度不正、不民主、盛氣凌人，學生厭煩這樣的老師，進而不愿聽他上課，厭學這一學科；教學內容不豐富，講課照本宣科，聽了收獲不大，聽著沒勁；教法不活，滿堂灌，填鴨式教學，不管你愿不愿聽，講了就算；學生課業負擔重，壓力越大，厭學心理越重。這樣的教學，學生像受罪，他怎能不厭學！

當今社會生子女已屬普遍，許多家長對孩子期望值過高，不顧孩子的實際情況，用“神童”的標準去要求孩子，強迫孩子學外語、背詩詞、彈鋼琴等等，一旦孩子達不到他們要求的標準，動輒嚴厲懲罰，使孩子心靈受到傷害，同時對學習產生反感，甚或與家長對抗，有的還發展到因喪失生活的信心而輕生。

部分父母對子女嬌寵，過分溺愛，過分袒護，過分放縱，有求必應。這些家庭，對子女用錢不予監督 ，要多少給多少，這就為學生逃學提供了物質條件。從這個角度來說，是家庭縱容使學生逃學。

教育來源于早期的工讀學校。工讀學校是我國在上世紀 50 年代，為解決不良行為青少年的教育問題，仿照蘇聯經驗所建立的半工半讀學校。工讀學校采取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辦法，通過集體生活和勞動改造讓青少年在矯治不良行為的同時還可以學習文化知識，對挽救和保護未成年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學業成績外，更關注學生的行為改變、心理狀態的改善以及社會適應能力的提高等方面的評估。評估方式可能包括定期的行為觀察、心理測試、學生自評、教師評價、家長評價等多種形式，以便全面了解學生的教育矯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