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長于水墨寫意，為其劃時代的人物。 在水墨寫意畫中，又有專擅山水和專擅花鳥之別，八大山人則兩者兼而善之。他的山水畫，近師董其昌，遠法董源、巨然、郭熙、米芾、黃公望、倪瓚諸家。例如康熙四十一年所作《書畫冊》（上海博物館藏）共畫了六幅山水小品，就可以看出深受董其昌的影響，其遠筆的圓潤則有著董、巨和黃公望的遺蹤，墨法參照了米氏云山，而某些樹石的組合形式，顯然取自倪瓚。但是，我們在欣賞這些作品時，卻又強烈地感覺到朱耷的個性，上述那些古人的法則，不過是他隨手拈來為自己服務的。那些山、石、樹、草，以及茅亭、房舍等，逸筆草草，看似漫不經心，隨手拾掇，而干濕濃淡、疏密虛實、遠近高低，筆筆無出法度之外，意境全在法度之中。這種無法而法的境界，是情感與技巧的高度結合，使藝術創作進入到一個自由王國。

八大山人花鳥畫特點是“少”，用他的話說是“廉”。少，一是描繪的對象少；二是塑造對象時用筆少。如康熙三十一年所作《花果鳥蟲冊》，其《涉事》一幅，只畫一朵花瓣，總共不過七、八筆便成一幅畫。在八大那里，每每一條魚，一只鳥，一只雛雞，一棵樹，一朵花，一個果，甚至一筆不畫，只蓋一方印章，便都可以構成一幅完整的畫面，可以說少到不可再少了的程度。前人所云“惜墨如金”，又說“以少少許勝多多許”，只有八大才真正做到了這點，可謂，后難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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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的書法造詣很高，其跌宕縱橫的筆法有助于繪畫藝術的巧妙變化，如畫墨荷、葡萄，大刀闊斧，縱橫馳騁，沒有深厚的書法功力是難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葉圖》，將梅花與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畫上題寫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維畫”，顯示出徐渭與王維在某些構圖上的源流關系。當然，王維畫雪里芭蕉，更一種禪機，即，使得雪的清寒與芭蕉的心空構成畫面的宗教底蘊，而徐渭在這樣的畫面組合中，更一種時空的主體解放性。

徐渭的繪畫主觀感情色彩強烈，筆墨揮灑放縱，從而把中國寫意花鳥畫推向了書寫強烈思想情感的高境界，把在生宣紙上隨意控制筆墨以表現情感的寫意花鳥畫技巧提高到了的高度。成為中國寫意花鳥畫發展中的里程碑，了中國大寫意畫派的先河，為文人畫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其畫風對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以及近現代的吳昌碩、齊白石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吳湖帆工山水，亦擅松、竹、芙蕖。初從清初“四王”入手，繼對明末董其昌下過一番工夫，后深受宋代董源，巨然、郭熙等大家影響，畫風不變，然骨法用筆，漸趨凝重。其畫風秀麗豐腴，清雋雅逸，設色深具煙云飄渺，泉石洗蕩之致。吳湖帆山水畫有特色，當他揮毫時，先用一枝大筆，灑水紙上，稍干之后，再用普通筆蘸著淡墨，略加渲染，一經裝裱，觀之似云嵐出岫延綿，妙絕不可方物。有時畫鳥、畫牛，更以稀見為貴。有一幅《五牛圖》長卷，牛或仰或俯，或回顧或正立，非常得勢。線條又復剛柔相濟，確是精構而成。

范曾先生是當代畫壇巨擘，或以開拓求新為時尚，或以固守傳統為榮，都無法解釋他。他接受過嚴格的學院訓練，這使他的造型手段迥然不同于傳統中國畫家。他浸染傳統之深，使他的筆墨技巧達到了的水準，甚至使古人瞠乎其后。他博學多才，“致廣大而盡精微”，又使他的畫面富有詩的意蘊境界。范曾提倡“回歸古典、回歸自然”，身體力行“以詩為魂、以書為骨”的美學原則，對中國畫的發展厥功至鉅，了“新古典主義”藝術的先河。

欣賞中國的書畫藝術要學會欣賞線條的美。中國書畫中的線條猶如音樂旋律,是藝術表現的靈魂。中國書法憑借線條的曲直運動和空間構造,表現出時而古樸、時而纖麗、時而端莊、時而靈動的豐富意趣。中國繪畫通過線條的變化,墨色的干濕濃淡,描繪出品位高雅、琳瑯滿目的藝術。

裝裱也叫“裝磺、“裝池”、“裱背”，是我國特有的一種保護和美化書畫以及碑帖的技術，即以各種綾錦紙絹對古今紙絹質地的書畫作品進行裝裱美化或保護修復。 在宣紙和絹素上所作的書畫，因其墨色的膠質作用，畫面多皺折不平，易破碎，不便觀賞、流傳和收藏。只有經過托裱畫心，使之平貼，再依其色彩的濃淡、構圖的繁簡和畫幅的狹闊、長短等情況，配以相應的綾錦紙絹，裝裱成各種形式的畫幅，使筆墨、色彩更加豐富，以增添作品的藝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