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偽混雜。有的把題跋與繪畫割裂開來，重新補配，裝裱成卷，這樣就變成真畫假跋、假畫真跋兩件東西了。也有所謂“雨夾雪”的辦法，從一部冊頁或一堂屏條中，用偽品抽換一些，真真假假，借此來欺世牟利。更有在沒有題款的肖像畫上，無中生有，瞎造一個畫家的名字，題在上面，就是為某某（如曹雪芹）畫的像，還拼湊一些別人的題跋附在一起。凡此種種，我們都要仔細觀察，去偽存真，還其本來面目；否則，鑒定失誤，會給學術研究帶來很壞的影響。

模仿偽造。同時代模仿的，如明代沈周（啟南）、清代王翚（石谷）和近代齊白石等，本人在世時就有模仿品，傳到后世，鑒別不易。近代紹興有人利用趙之謙用剩的舊信?，偽造趙之謙信札，很容易迷惑人。相對來說，后人仿古人，因為時代風格不一樣，鑒別比較容易些。我們工作中碰到的大量偽品，紙絹用染色、煙熏等辦法做舊，藝術水平較低。有的甚至連真跡也沒有看見過，就瞎寫亂畫，例如1949年前《中華名畫》印出的所謂北宋米芾《白鵝換書圖》，上面有蘇東坡、唐伯虎、王石谷、惲南田等人題字，憑空杜撰，毫無根據，筆墨惡俗不堪，這可算是偽品中的劣品。仿古偽作，水平高下懸殊，1949年前《金石書畫》影印的那幅南宋梁楷《睡猿圖》，好像氣息很舊，實為近代張大千偽造。這里需要指出的，早期臨摹本，如宋人摹顧愷之的《洛神圖》《列女圖》等，雖非真跡，仍有它重要的歷史、藝術研究價值。

鉤描填墨。作偽者把紙張覆蓋在古代法帖或書法家的字軸、對聯上面，用細筆雙鉤描下來，然后在空心字中填上濃墨。這類偽品，初看很像，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筆鋒板澀，墨色沒有濃淡，整幅氣韻滯鈍，有的由于作偽者一時粗心，濃墨沒有填滿，還會露出細筆雙鉤的馬腳來。曾見清初吳山濤山水軸，作偽伎倆比較高明，題款即用此法。我們在明末倪元璐、清初王鐸等書法中偶爾也會碰到這類偽品。還有毫無根據的鉤描。曾見明代海瑞草書軸，胡鉤亂填，惡俗之至，就是這類貨色。
鉤描填墨是我國一種很古老的復制書法的方法，古代叫作“響拓”。流傳下來唐摹王羲之《蘭亭序》（神龍本）、王羲之世代家書《萬歲通天帖》等鉤描填墨的水平很高，這是“下真跡一等”的極為珍貴的文物，不能與偽品混為一談。

上述六種類型中，容易碰到的是種“改頭換面”和第三種“模仿偽造”。此外，還有利用近代印刷字畫，漂去油漬，添筆加色，冒充真跡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費丹旭的學生蔣升旭，字畫逼近他的老師，落款“升旭”兩字給人以“丹旭”的錯覺，有人就誤定為費丹旭的作品。在鑒定實踐中還可以碰到不少五花八門的問題，這里就不再一一列舉了。各種類型的偽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了解它，熟悉它，可以幫助我們提高辨別能力，進一步做好書畫鑒定工作。

時代風格的支配力量和制約作用，為我們鑒定書畫創造了有利條件。只要我們把好時代風格關，大量偽品就在這道關口下露出了原形。
根據實踐經驗，時代風格既按朝代又不按朝代。唐以前傳世作品絕少，且不談它。宋以后大致上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段落：宋、元、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崇禎至順治年間）、康熙年間到乾隆年初、乾隆年初到嘉慶年間、道光年間、咸豐年間、同治年間到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1949年至今。
時代風格由各個時代書畫家的個人風格匯總而成。時代風格與個人風格是共性與個性的關系，沒有個性也就沒有共性，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個人風格不能脫離時代風格，同時也看到書畫家在歷史上的能動作用。明朝王世貞《藝苑卮言》中說：“山水畫至大、小李（唐朝李思訓、李昭道父子）一變也，荊、關、董、巨（五代荊浩、關同、董源、巨然）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北宋兩位畫家）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南宋劉松年、李唐、馬遠、夏珪）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元朝黃公望、王蒙）又一變也。”這里，既說明了山水畫從唐代到元代幾次重大變化，也指出了大小李、荊、關等14位畫家在畫風轉變過程中所作出的創造性貢獻。

在現實生活中，簽名蓋章作為憑信的一種手段，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鑒定一件書畫，辨認簽名比印章更為重要。不少偽品，就在簽名的筆法和書法藝術水平上過不了關。同時，還要留意書畫家的簽名習性，例如：元朝趙孟頫字子昂，他在書札上往往署名“孟頫”，繪畫上常寫“子昂”。元朝的黃公望號大癡道人，吳鎮號梅花道人，他們晚年常署別號，不寫姓名。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文壁”，后來才改為“文徵明”。董其昌字玄宰，晚年往往書法上署名“其昌”，繪畫上常寫玄宰。明末清初藍瑛早期署款有時寫“錢塘藍瑛”，晚年則很少寫出籍貫。近代吳昌碩早年署款“吳俊”，黃賓虹早期署名“濱虹”，潘天壽早期署名“天授”，等等。看一件書畫，凡是違反本人簽名習性的，就得考慮是否有偽造的可能性。審驗簽名，有時甚至可以作為判斷真偽的主要依據。例如北宋書畫家米芾的“芾”，下面是“巿”不是“市”，凡是寫成“市”的都是偽品。曾見清初肖像畫家禹之鼎人物軸，自署“金陵禹之鼎”。其實禹之鼎是廣陵（江蘇揚州）人，不是金陵（江蘇南京）人，一字之差，真偽立判。當然，我們不能單憑簽名來斷真偽。例如前面提到的羅聘代筆金農自題的《梅花冊》，不能因為簽名真而就認為梅花也是金農所畫。無款《臨韓熙載夜宴圖》卷，就是因為上面有唐伯虎親筆題詩署款，而造成鑒定失誤。

書畫家在長期藝術實踐中所形成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例如：清代書法家劉墉喜用濃墨，王文治喜用淡墨，因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稱。近代吳昌碩寫石鼓文喜用焦墨，黃賓虹作畫則常用宿墨。五代山水畫家董源、巨然用披麻皴，南宋馬遠、夏珪用斧劈皴，元代倪瓚用折帶皴。明代仇英畫人物眼睛很小，清代高其佩用手指頭畫鐘馗往往不畫眉毛。明代徐渭善畫大寫意花卉，落筆如風，絕少用色；惲壽平以沒骨法為花卉傳神，風姿綽約，則以色彩見長……可以說，歷代書畫家都有自己的面目，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只要多看多記，就能逐步辨認出他們的風格特征。

南宋 水墨《十六羅漢圖》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書畫家印章和鑒賞家、收藏家印章）、題跋、紙絹、裝潢、著錄等，有時也起到輔證作用，而在特定條件下，對斷代、斷人，還能起到決定作用。不過，總的來說，這些輔助依據畢竟還是次要的。過去有些人把印章、著錄等看成是辨真偽的主要依據，這是反客為主，容易失誤，有時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舉辦古代繪畫聯展，我們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謂明朝張瀚的《十六羅漢圖》卷。卷上有張瀚圖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間杭州翁嵩年題跋，定為明朝張瀚所作。其實，卷中羅漢、樹石的畫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龍、虎的造型和筆法，與日本保存的牧溪《龍》《虎》二圖基本一致，這卷畫應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張瀚是明朝嘉靖年間杭州人，官至吏部尚書，史傳上說他畫山水絕似元朝吳仲圭。無論時代、題材和技法，都與《十六羅漢圖》卷對不起頭來。畫卷上張瀚圖章當是收藏印，翁嵩年鑒定不確。我們把明畫改定為宋畫，公開展出，得到了學術界承認，主要就是依據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1949年以來，浙江發現宋畫不過幾件，這卷宋畫，我們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題跋，勢必沿襲舊誤，仍把它當成明畫，給工作帶來損失。總之，鑒定書畫主要把好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關，這是經過反復實踐，從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中得出來的結論。

還有些經驗，如“宋人用筆重，明人用筆輕”，元人“變實為虛”，“明代枯硬，清多柔靡”，等等。這些并非專指某一位具體書畫家，而是前人從大量實物比較中概括提煉出來的心得體會。
初學書畫鑒定的同志，對一些聽了就懂的具體經驗容易接受，對于概括性經驗則感到難以捉摸，這是可以理解的。根據我的體會，鑒定一件書畫，概括性經驗比具體經驗更為重要。特別在浙江，碰到的大量是三以來的書畫，書法上受董其昌影響的作品為數不少，繪畫上“家家一峰，人人大癡”“南沿石谷，北仿麓臺”的作品更是大量存在。你要分辨出這是乾隆以前的，那是乾隆以后的，具體經驗收效甚微，主要靠概括性經驗。例如明末清初人寫出來的字往往氣勢磅礴，清朝前期的書法，受館閣體影響，就顯得格局拘謹；明末清初武林畫派格調蒼勁雄健，清朝道光年間的繪畫風貌清逸雋秀，味道是不大相同的。老太太看越劇，聽得多了，能夠分辨出這位唱得好，味道厚；那位唱得差，味道薄，甚至還能辨出各種唱腔的流派。書畫和戲曲都不能吃，但確是各有種種的味道，這些味道并不抽象，而是從多看多比較中得出來的，學習鑒定書畫并無捷徑可走，我們要在“鑒”字上狠下功夫，經過反復比較，頭腦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的“樣板”，有了“樣板”，就能鑒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