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頭換面。作偽者利用舊書畫，采取挖割、揩洗、添款、移款等惡劣手段，變無款為有款，近代改古代，小名家改大名家。曾看到一幅屬于清朝初期接近揚州王漢藻藝術風格的山水樓閣圖，被人洗掉名款，添上劉松年的名字，冒充南宋畫。還看到一幅絹本設色山水，經過裁割、添款，偽造成清初畫家鄭旼的作品。凡是名款被洗掉、挖掉或從別處移過來的，紙絹上總有些痕跡可尋。書畫一經裁割，勢必影響通幅布局的完整性，只要具有一定的藝術鑒賞能力，也是不難鑒別的，特別是后添款的筆跡，墨色往往浮在紙絹上面，容易看得出來。

真偽混雜。有的把題跋與繪畫割裂開來，重新補配，裝裱成卷，這樣就變成真畫假跋、假畫真跋兩件東西了。也有所謂“雨夾雪”的辦法，從一部冊頁或一堂屏條中，用偽品抽換一些，真真假假，借此來欺世牟利。更有在沒有題款的肖像畫上，無中生有，瞎造一個畫家的名字，題在上面，就是為某某（如曹雪芹）畫的像，還拼湊一些別人的題跋附在一起。凡此種種，我們都要仔細觀察，去偽存真，還其本來面目；否則，鑒定失誤，會給學術研究帶來很壞的影響。

揭二層。把近代書畫在夾貢紙上的筆酣墨飽的作品，揭開來分為上層、下層兩張，利用下層紙筆墨滲透痕跡做假，參照上層紙原跡，添筆補色，再加蓋圖章，冒充真跡。這類偽品，紙面起浮毛，筆墨色彩也異樣，落筆處墨色重，行筆處墨色輕，星星點點，濃淡懸殊，總不太自然。還有些作偽者，利用稀絹本書畫后面的托紙（即“命紙”），經過加工，以假充真。

代筆。也叫作“捉刀”。歷史上君臣、父子、夫妻、師徒、朋友之間代筆的事例屢見不鮮。多數情況是出于書畫家本人因為請求的太多，應接不暇，只好請別人“捉刀”。例如明代董其昌叫趙左、珂雪、趙泂、吳振、吳翹、葉有年、沈士充等人代筆；清代金農叫項均、羅聘、陳彭等人代筆；趙之謙請王庭訓代筆，等等。嚴格講，代筆經過本人同意，不能算作偽品。同時，代筆的作品中也有本人添過畫筆或自題名款的，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例如《文物》1981年第8期介紹的金農《梅花圖冊》，我認為是羅聘的代筆，每幅題字則出于金農之手。這件作品畫假字真，梅花雖屬代筆，但有藝術水平，不能與偽品相提并論。

鑒”與“考”的作用
鑒定一件書畫，可以用“鑒”和“考”兩種方法。“鑒”就是比較，“考”就是考證。
要比較就得看實物，多參觀展覽；如限于條件，可多看看影印本。要有目的性去進行比較，真跡與真跡比，同時代作品之間相互比，比其同；真跡與偽品比，不同時代作品之間相互比，比其異。通過反復比較，逐步認出時代、個人的風格特征。
許多書畫鑒定家都在“鑒”字上用過苦功，口傳心授，留下不少好的經驗。有些經驗比較具體，容易捉摸。例如：書法大軸元朝很少，明朝才開始流行；團扇只見于宋元，到清晚期突然又流行起來；折扇開始于明成化、嘉靖年間，明末清初流行泥金折扇；裝裱的對聯出現于明末清初；明晚期題款中出現“仿某家”字樣；明末清初書畫上款位往往寫“盟兄”“老社長”“老年翁”，清乾隆以后才出現“仁兄大人”一類的稱呼，等等。這些具體經驗，一聽就懂，一用就靈。有些所謂宋朝岳飛、朱熹的對聯，明朝早期王紱的書畫折扇，不看實物，便知其偽，就是靠的這種具體經驗。

還有些經驗，如“宋人用筆重，明人用筆輕”，元人“變實為虛”，“明代枯硬，清多柔靡”，等等。這些并非專指某一位具體書畫家，而是前人從大量實物比較中概括提煉出來的心得體會。
初學書畫鑒定的同志，對一些聽了就懂的具體經驗容易接受，對于概括性經驗則感到難以捉摸，這是可以理解的。根據我的體會，鑒定一件書畫，概括性經驗比具體經驗更為重要。特別在浙江，碰到的大量是三以來的書畫，書法上受董其昌影響的作品為數不少，繪畫上“家家一峰，人人大癡”“南沿石谷，北仿麓臺”的作品更是大量存在。你要分辨出這是乾隆以前的，那是乾隆以后的，具體經驗收效甚微，主要靠概括性經驗。例如明末清初人寫出來的字往往氣勢磅礴，清朝前期的書法，受館閣體影響，就顯得格局拘謹；明末清初武林畫派格調蒼勁雄健，清朝道光年間的繪畫風貌清逸雋秀，味道是不大相同的。老太太看越劇，聽得多了，能夠分辨出這位唱得好，味道厚；那位唱得差，味道薄，甚至還能辨出各種唱腔的流派。書畫和戲曲都不能吃，但確是各有種種的味道，這些味道并不抽象，而是從多看多比較中得出來的，學習鑒定書畫并無捷徑可走，我們要在“鑒”字上狠下功夫，經過反復比較，頭腦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的“樣板”，有了“樣板”，就能鑒別。